每一次危機，也都孕育著一次機遇。卡恩出事確實出乎了大家的預料，這也讓世界各國對下任IMF總裁人選的角逐提前到來。近日劉紀鵬、葉檀等中國學者也發出了自己的聲音，認為下任IMF總裁應該由中國人擔任，周小川或朱民就是合適的人選。筆者認為由中國人出任IMF下任總裁當然是好事，但中國也應該注意通過其他渠道發揮自己的國際影響力。
世界銀行集團(WBG)和國際貨幣組織(IMF)，作為當今世界財政金融界影響最大、具有重大話語權兩個國際機構。其最高首腦傳統上都是由歐美人擔任，即世行行長由美國人擔任，而IMF總裁則是由歐洲人擔任。這其實是政治分贓的結果，因為二戰剛結束時，還沒有其他地區的經濟體能與這兩個地區抗衡，而蘇聯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對這種機構沒有興趣。
如今以金磚四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已經成長為世界上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 IMF總裁通過公平競爭產生，或是由發展中國家公民擔任，也就成為了可選項。比如近期金磚四國和南非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執行董事們就發佈了聯合聲明，認為應該廢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應來自於歐洲地區的傳統，這可以看做發展中國家對這一問題的公開表態。
如果候選人真能來自發展中國家，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推出的候選人論理應該是競爭力最強，那新的IMF總裁會是中國人嗎？我認為這種可能性很小，但這卻是國際政治的無情現實。第一大障礙，是西方的阻撓和其他國家的猜疑。IMF改革是當前國際金融體制改革的中心，而改革後的IMF，按照西方媒體的說法，將成為世界的“金融聯合國”。對於位高權重的IMF總裁寶座，西方自不會輕易地拱手讓出，更遑提將其送到中國人手中。在目前的IMF份額中，中國排位還在美、日、德、英、法之後列第六位(去年將中國份額提升為第三的改革，批准尚需時日)，中國的影響力相當有限。而其他新興大國，雖在某些問題上與中國同氣連枝，但在IMF領導權上，他們也都有類似推舉自己人的打算，因此未必會支援中國人。
當然也有人會從專業性上提出反駁，認為中國現在不具備合適的人選，其實專業性不是問題。以世界銀行行長為例，比如佐利克之前的世界銀行行長保羅·沃爾福威茨也不是專業人士出身，此君先後於1967年與1972年分別獲芝加哥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和政治學哲學博士學位，沒有財經專業的學習經歷。而其上任世行行長之前一直在美國的國防系統工作，沒有經濟工作的經歷。他作為美國軍方的鷹派人物能擔任此職位，全靠當時美國總統小布希的鼎力推薦。可見這些組織的領導人選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決定的，而非專業性。其實就是考慮專業性，中國的周小川、朱民也是完全可以勝任的。
其實IMF就像個大公司， IMF總裁只是職業經理人，最終還是要聽老闆的。以中國目前在IMF的份額，筆者認為中國這個總裁寶座即使暫時爭不到也沒關係！韓國人擔任了聯合國秘書長，但韓國的國際地位也沒有因此大幅提高。一個國家的國際地位是由實力決定的。除此之外還需要一定的經營和國際擔當。二戰之後美國和蘇聯成為世界強國，其實也與他們在二戰中承擔的責任有關係。
在這次爭奪戰中，即使我們敗北，也並不代表著我們爭取國際金融話語權的道路就此堵死，我們也還有其他的途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是個“國際救火隊”，其實中國與其通過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份額來爭取國際話語權，還不如單打獨幹。這就好比是慈善捐款，我們可以通過慈善組織進行捐款，也可以直接將錢捐給需要救助的人。在慈善行業，由於資訊不暢，施主可能很難與需要救助的人取得聯繫，但是在國際金融領域則不存在這樣的情況。因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施助對象都是國家。中國要想發揮作用，完全可以不通過貨幣貨幣基金組織，比如希臘債務危機，同樣是拿中國的錢進行救助，對於中國來說，如果走IMF的渠道，明顯不如走直接救助的渠道更合算。
其實以希臘為首的歐元區債務危機的出現，對中國來說，也是一次難得的擴大國家影響的機遇。中國可以以投資的形式直接幫助希臘等國度過眼前的危機，同時也為自己在國際經濟舞臺上樹立良好的信譽。在希臘這件事情上,錢不是問題。即使是為希臘承擔一半的救助資金，也只需要中國一個月左右貿易順差所產生的外匯儲備。在上一輪債務危機中，希臘的援助主要來自於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也不好強出頭，當前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對救助希臘失去了興趣，這對於中國也許真是個機會。（高連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