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東日本大地震已過百日。不僅是中國人，也有許多日本人將日本這次大地震與三年前中國四川汶川的大地震進行比較。不久前，日本《朝日新聞》駐中國廣州支局局長林望就前往汶川災區，然後撰文對此進行探尋和比較。其實，認真比較一下，或許還真的可以看出一些中日兩國大地震後不同的表現，從中感悟兩國未來的發展之路。
首先，值得關注的是大地震後國家權柄執掌者在第一時間的行動。東日本大地震發生之後，日本首相菅直人並沒有在第一時間趕往災區，只是次日坐著飛機進行了空中視察。直至距離地震三個星期以後，菅直人首相才赴災區。據有關報道說，在此之前，菅直人首相也曾想訪問災區，但因天氣不佳取消了。這與中國政府總理溫家寶在四川汶川大地震發生四小時後就奔赴災區第一線形成鮮明對比。
國家發生重大自然災害的時候，政府首腦第一時間趕赴現場，其實是包括西方發達國家在內的國家都要做的事情。而日本政府首腦在“第一時間”的表現，實際上決定了這個國家在震後救災與復興方面都要“晚走一步”，那種“主心骨”的作用也就失卻了。
其次，值得關注的是震後訊息公開與透明的問題。3·11大地震發生以後，日本出現了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地震、海嘯、核泄漏這樣的“複合型災害”。但是，從東京電力公司到日本政府，一直是對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泄漏事故沒有進行徹底的、透明的訊息公開，由此引來地方政府和民眾越來越大的行動反彈，日本的核電能“國策”也受到了直接的挑戰。
相比之下，中國在汶川大地震發生以後，中國政府採取了罕見的訊息公開，當時《英國金融時報》指出中國政府在應對自然災害方面，完全掌握了輿論的主動。”《國際先驅論壇報》則指出中國對地震的回應異常公開，“與以往嚴密控制資訊的做法相反，四川地震的報道不受限制。”這種訊息公開，不僅僅可以穩定災區的民心，更重要的是可以取信于國際社會。如今，日本政府要人到各國訪問以及參加各種國際會議的時候，都首先要對“提供訊息緩慢和有差錯”表示道歉，實際上就是為訊息的不透明付出的國際交流成本代價。
第三，最為令人震驚的是，3·11大地震發生以後，菅直人內閣將其稱為“國難”。但是，日本在這次國難面前並沒有出現中國汶川大地震後那種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對口支援的事情，反而是陷入激烈的權力之爭，政權岌岌可危，政壇混亂不安，到現在已經是奪權優於救災，有關救災與復興的種種法案在國會都成為了一種交換的籌碼。
中日兩國國情以及社會體制、價值觀多有不同。但是，所有這些不同，都不能掩蓋大地震後中日兩國在救災方面出現的不同結果。這種結果，一方面讓舉世重新審視“中國特色”並且切實感受它的發展，另一方面也讓期待、支援日本的同時，對它漸漸失望。當亞洲的中日兩個大國正在不可避免地在合作中進行競爭的時候，這種震後的表現也可以顯示出未來的走向。（馮紹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