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顧全球，有過從政經歷且長期位居高位，能打通中國歷史文化和現實政治，有機會頻繁拜會中國領導人的學者屈指可數；有深厚學術功底和戰略思想、善於縱橫捭闔，勤於著書立說又能提出獨到觀點的人，在同中國打交道的官員圈內並不多見。了解中國的商界、文化界人士有自己的關注，不刻意強調洞察時空的眼界和胸懷國家利益的站位。身兼“高級官員、信使和學者”多重身份,基辛格的確是一個擁有獨特地位的中國問題專家，他的《論中國》一書再次牽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為數眾多的中國問題專家中，一部分人對中國的了解越多，越是反華。另一部分人則是因為了解而更加理解，由於理解而漸有感情。基辛格顯然不屬於前一類。不過，誠如基辛格在《論中國》一書序言中所說，他“終生都在從美國人的視角反思如何締造和平”，可謂地道的美國國家利益捍衛者。加之精於制衡外交、憂患權力轉移、注重意識形態，他對一些問題的看法或分析難免粘上“美國中心主義”或“西方中心主義”痕跡。比如從兩種世界秩序觀的角度解讀鴉片戰爭，從中蘇領導人博弈的視角分析朝鮮戰爭等，就無法令中國讀者信服。而為使自己的觀點站得住腳，有時不惜引用未經證實的談話記錄，這無疑影響到觀點的可信度。至於從幾本暢銷書中得出中國媒體和精英信奉“必勝主義觀”這樣一個結論，同樣值得商榷。
基辛格對中國的看法首先在於理解中國的獨特性，並以此為切入點闡釋中國的歷史和文化，認識中國的人物與事件，把握中美交往的分寸和節奏。書中以“圍棋與西洋棋”來對比中西方戰略思維、軍事理論的差異，頗為傳神；不時流露出對毛澤東“隱喻式”談話風格的欣賞，亦得益於能“進入中國人的思維”。而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認識中國和中美關係，正是當下很多美國政客、學者所欠缺的。
基辛格多能處變不驚、抓大放小，不因一時一事喪失對中美關係發展的信心；能透過現象看本質、通過內政看外交。在“中國威脅論”四起和“中國強勢論”氾濫之際，基辛格指出，“美中之間的決定性競爭更可能是經濟競爭、社會競爭，而不是軍事競爭”，“美國提高競爭力要靠自己，不應讓中國代勞”。這些論斷可謂切中拿中國發展說事的要害。
更難能可貴的，基辛格能與時俱進，不斷更新知識、調整視角、轉變觀念、思謀對策。《論中國》一書完稿時，基辛格已近88歲高齡，但“人老心不老”，思想之樹長青。面對近年來中美關係的跌宕起伏和中國外交的新變化，他不諱言也產生“某種困惑”。他讀《中國不高興》、《中國夢》，試圖理解新時期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他讀中國官員的長篇文章，努力把握中國政府致力於推進中美關係和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決心和意志；他重讀20世紀英德對抗的案例，希望為新時期的中美關係尋求新框架。基辛格提出的中美“共同進化”新觀念和共建“太平洋共同體”新思想，受到政界和學術界的關注。
基辛格參與推動中美關係發展歷程，也在中美關係的發展歷程中不斷加深對中國的理解。《論中國》最後寫道：“如果美中能夠同心協力建設世界而不只是震動世界，那將是多麼高的巔峰啊！”實際上，早在建交以前就在風雨中前行的中美關係，已經攀越了一個又一個高峰。攀越下一個高峰，是中美兩國人民乃至世界各國人民的期待，也是符合時代潮流的大趨勢。要做到這一點，無疑需要中美兩國與時俱進加深相互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