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野田佳彥出任日本首相，這是松下政經塾培養的政治家首次拜相。這給周邊國家帶來一絲擔心，因為該塾的師兄師弟常有強硬的言行。不過，從整體和長期觀點來看，無論誰執政，中日關係在競爭與合作之間搖擺的特點仍然不會改變。
首先，日本的對華政策與日本近代以來就存在的雙重外交思考有密切關係。
二戰前後有過大日本主義與小日本主義之爭，即把利益擴大到亞洲鄰國還是限制在日本列島的爭論；二戰後自民黨內有“鷹派”與“鴿派”之爭，“鷹派”對外政策比較強硬，“鴿派”對外政策比較溫和；民主黨執政後人們發現該黨也有強硬派與溫和派之爭，強硬派具有親美傾向，溫和派則具有親華傾向。
日本的對外政策就是在這種雙重外交思考的交替中展開的。
所以，我們不能因為強硬派掌權就陷入悲觀，也不應因為溫和派掌權就盲目樂觀，因為日本的外交總是在強硬與溫和，親美與親華的搖擺中展現。這就是建交以後的中日關係總是時好時壞的原因。
其次，日本的對華政策與國際關係大環境的變化有密切關係。
冷戰時代，日本站在資本主義陣營，其對華政策基本上以美國的對華遏制政策為中軸。中美和解之後，日本適應中美蘇大三角的國際格局，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與中國共同經營“和平友好”關係。
蘇聯解體之後，中國成了西方國家批評的對象，日本對中國的態度中固有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優越感也驟然上升，中日友好的“看板”已經不能掩蓋相互之間的摩擦。
日本一些人不反省歷史的傲慢態度則引起中國人的反感。兩國之間互不信任的感情因素甚至超過了對利益的考量，受“民意”基礎的左右，政治家也不得不時常做出非理性的政策選擇。
第三，中國的崛起是影響日本對華政策調整的重要因素。
中國的崛起是21世紀的重大事件，日本作為中國的近鄰，反應比較複雜，松下政經塾的畢業生在這方面反應尤其敏感。不過，雖然在戰後日本外交思考的強硬與溫和的雙重思考中，親美的特點是其主流，但小泉內閣的“向美一邊倒”還是成了這種慣性的最後體現。
其實，從安倍內閣開始各屆政府都開始正視崛起的中國，他們雖然依然強調日美同盟的重要性，但同時也在努力構築中日之間的戰略互惠關係，表現了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對華政策調整的複雜性和尋找平衡的意向。
民主黨搖擺的外交嘗試從某種意義上看，是一種必要的探索，它從反面證明了過於接近中國而排斥美國和過於強調日美同盟而敵視中國都是不現實的。日本如何適應中國的崛起，是強硬派與溫和派共同的課題。
關於今後的中日關係，如何調和兩國之間安全困境與經濟互惠的矛盾是新內閣必須面對的問題，而與之密切關聯的是如何建立日美關係與日中關係的平衡。
自民黨一位資深政治家曾說過，今後日本的政治與外交不會簡單地表現為“鷹”，也不會簡單地表現為“鴿”，而是中間的“雕”。
在日本人眼裏，雕不像鷹那麼兇猛，也不像鴿那麼溫順。也就是說，今後即使“鷹派”上臺也未必以犧牲國家利益為代價來對抗中國，而“鴿派”乃至中國通上臺也同樣未必在敏感問題上輕易做出讓步。
今後，中日關係應該進入另一種意義上的“正常化”階段，兩國關係既不應唱高調而期望過高，也不因摩擦而失去理性，要正視有競爭也有合作才是兩國關係的新模式，而且這種“競合”的模式才是現實的，也是正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