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債危局波瀾疊起，市場一直揣測美國將繼續通過美元貶值來化解債務困局。美國是否會實施第三輪量化寬鬆政策？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將此懸念留到了9月晚些時候。如果美國繼續實施量化寬鬆政策，美元將隨之貶值。然而，如此這般，美債問題就能夠緩解嗎？
上世紀80年代，美國經濟陷入滯脹，面臨貿易和財政雙赤字困擾。1984年，美國貿易逆差達1090億美元，其中約一半來自日本。1985年9月，為振興外貿，美國與日、德、英、法在紐約廣場飯店達成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的所有協議，促美元兌主要貨幣有秩序貶值。隨後3個月內，美元兌日元貶值達20%，推動了美國外貿復蘇，經濟轉暖，並使日本持有美國國債的實際價值持續縮水，美國實現了對日本這一最大債權國變相賴賬的目的。
由此可見，美元貶值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確有成效，並損人利己。然而，今非昔比，此前美國的減債“良藥”已經變成副作用極大的“猛藥”，若故伎重演恐怕難以達到其目的。
首先，美元貶值對提振美國出口和經濟效果有限。上世紀中後期，美國擁有以工業資本為支撐的經濟霸權，依靠美元貶值促進出口是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之一。然而自上世紀末以來，美國逐步從工業立國轉向金融立國，金融服務成為美國經濟增長的主體，傳統製造業已不是美國經濟最重要增長點。近兩年美元指數雖然一路走低，奧巴馬總統提出的出口倍增卻仍無明顯效果。美元貶值非但不能提振美國經濟、改善債務品質，反而加重民眾負擔。
其次，美元發行機制已經發生轉變。美元發行機制已由傳統的“對外投資渠道投放，國際貿易渠道回收”，轉為美國進口商品和服務投放美元，發行債務、提供信用保證等渠道回收。這意味著世界其他國家，尤其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出口創匯”後，將多數美元用於購買美國國債及其他美元標價金融產品。因此，美元愈貶值，美國總債務規模反而愈大，美國國債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也水漲船高。
其三，美元貶值只會引發國際貨幣貶值競賽。歐元之父蒙代爾曾指出，只要人類經濟體系在運作，各國就不可能不尋求匯率相對穩定。在浮動匯率制下，每當美元出現大幅波動，其他貨幣必然“隨波逐流”，政府通過干預匯率，保護本國經濟。“廣場協議”重創日本經濟後，越來越多的國家將干預匯市列為重要的政策選項。一旦政府干預充斥市場，各國貨幣競相貶值，無疑將使國際經濟金融活動扭曲。國際貨幣體系將陷入美元貶值—其他貨幣貶值—美元規模膨脹的惡性迴圈。屆時，各國將更急於將手中美元轉換為美元標價的債權、股權等各種資產，最終將使美國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私人、國家債臺雙高困局難以緩解。
最後，美元貶值將造成美國信用的實際貶值。目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下，美元兌主要貨幣匯率成為美國主權信用的間接標示。因此，美國安排美元有序貶值猶如在標普調降美國主權債務評級後，自己又在為其信用降級作“背書”。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中雖仍難尋得美元的替代品，但在信用經濟時代，一旦美國信用因美元持續貶值而難以為繼時，很可能會有新型國際儲備貨幣取而代之。到那時，美國的債務沉疴必將不可持續。
在全球化時代，美國欲化解債務風險還應首先從紮實做好實體經濟入手，任何依靠貶值減輕債務負擔的企圖不但不利於己，更將給世界經濟帶來難以彌補的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