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盛頓郵報》9月4日發表題為《“9. ll”留下的疏忽之患》文章，以下為主要內容：
2001年9月l1日，曾在1989年11月9日那天開始變得令人十分欣喜的後冷戰時代終於戛然而止。從柏林墻的倒塌．一直到中心的倒塌，其間的“漫長十年”留下了軍費削減、國內政治醜聞以及總體感覺美國對外政策隨波逐流等印記。老布希總統談到過“世界新秩序”，但卻拿不出可以與這個聰明的說法相匹配的政策。克林頓總統有過一大把政策，但卻從未找到簡潔的方式來形容這些政策。
反恐戰爭代價過於高昂
緊隨著“基地”組織對紐約和華盛頓的襲擊，一個指導原則忽然自己冒了出來。像冷戰一樣，剎那間為大家所熟知的“反恐戰爭”一詞明確無誤地對美國的朋友、敵人和優先事項作出了定義。像冷戰一樣，反恐戰爭既迎合了美國的理想主義，又迎合了美國的實用主義。我們是在與壞人作戰，但摧毀“基地”組織顯然也符合我們的國家利益。我們採納這種思維模式的速度非同尋常，甚至有一些嚇人。當時，我曾經驚訝于“世界新秩序”這個新說法的幹練，以及“一切忽然間看起來都像極了一篇學術論文”。
9月l1日的事件給美國人的生活帶來了銘心刻骨的影響，然而最深近的影響卻是在美國對外政策方面。在美國人準備面對新敵之際，美國外交相防務體系這艘超級油輪吱吱嘎嘎地掉轉了船頭。根據本報去年的一項調查，我們設立了一個龐大的安全官僚體系，它涵蓋大約1200個政府機構、1900傢俬營企業和85.4萬通過了忠誠調查的人員。我們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發動了戰爭。我們在菲律賓和葉門這樣遙遠的地方組織了反恐行動。我們加強了對“基地”組織及其仿傚者的打擊力度。據估計，我們為此花費了大約3萬億美元。
按照反恐戰爭所定義的語言，我們獲得了成功：在“9·11”事件發生10年後，“基地”組織處在嚴重的混亂之中。本·拉丹已一命嗚呼。狂熱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在走下坡路。我們的軍隊仍然是世界上最精銳的。然而另一方面，在“9·11”事件發生10年後，顯而易見的是，“反恐戰爭”使我們觀察世界的眼界變得過於狹窄。我們為打這場戰爭付出了過於高昂的代價。
在國內外犯下諸多錯誤
在我們處心積慮著重對付伊斯蘭極端主義的過程中，我們沒有察覺到中國從商業大國向野心勃勃的政治大國的轉變。我們也沒有察覺到俄羅斯從一個苦苦掙扎的、虛弱的合作夥伴向一個時常帶有敵意的對手的轉變。
正是由於反恐戰爭，我們錯過了本來或許會與墨西哥達成的歷史性移民協議。由於拉丁美洲對於反恐戰爭無足輕重，我們失去了對這一地區的興趣和影響力。非洲的情況也是如此，那些存在“基地”組織團夥的國家除外。在阿拉伯世界，我們與我們認為會幫助我們扣擊伊斯蘭恐怖主義的獨裁政權結盟，對於這些獨裁統治蠱惑伊斯蘭激進分子的事實卻不聞不問。如果說我們在埃及和突尼西亞遭遇到猜疑的眼光，部分原因就在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