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閉，成為美國次貸危機轉為全球金融危機的標誌。金融危機以來，華爾街沒有死，但全球經濟也沒有活，都不死不活。華爾街的急性病演變成了全球的慢性病；歐洲則因為體質太弱，又由慢性病變成了急性病，也就是現在鬧得沸沸颺颺的歐債危機。2009年，金融危機稍有緩解時，有人認為會出現V形反轉，但我認為，世界經濟的復蘇不可能一次完成，應該是一個“W”形由大寫到小寫的漸進過程。從美國“兩房”退市到雷曼兄弟倒閉，從冰島破產到迪拜危機，從美債降級到歐債危機，應該說都證實了這一點。面對不斷惡化的歐債危機，穩健的貨幣政策十分重要，中國有必要實行“三角” 型貨幣政策，在總量之外，還要注意貨幣政策的結構和品質問題。
將現在的歐債危機與2008年的金融危機比較，區別主要有四：一是病症不同。2008年的危機是單一的金融危機，而此次歐債危機是複合型危機，既是債務危機，又是政治危機與社會危機。二是病根不同。2008年危機源於美國長期寬鬆的貨幣政策、金融機構的過度創新、監管部門的嚴重失職。關於2008年金融危機的原因，我有個比喻：銀行把次貸證券化（MBS），相當於把一位80歲的老太太打扮成四十多歲風韻猶存的中年婦女；投行又將次貸債券再次證券化（CDO），把四十多歲的中年婦女打扮成二十來歲的小姑娘；評級機構又給這些證券高評級，證明她們就是二十來歲；保險公司又對這些證券保險（CDS），保證她們是處女。而此次危機則源於“歐豬們”(PIIGS)長期實行的超過自身財力的超高福利主義與極端民主化政治體制的矛盾，以及歐元區貨幣政策統一性與財政政策差異性的矛盾。三是救治不同。2008年危機後，各國齊心協力、眾志成城，此次危機各國則同床異夢、貌合神離。四是病情發展不同。2008年金融危機是一場急症，病情來得急，各國聯手搶救後，變成了慢性病。而目前的歐債危機是慢性病，各國反應遲緩延誤了病情，慢性病又轉成急症。
目前來看，解決歐債危機大體上有四個選項：一是“判處死刑”。希臘破產退出歐元區，剔出一粒“老鼠屎”，保全歐元區這鍋粥。但要防止2008年雷曼兄弟倒閉引發連鎖反應的事件重演。這個很難。二是“緩期執行”。“歐豬們”與德法等國各退半步，“歐豬們”節衣縮食賴在歐元區，德法等國發揚國際主義精神。問題是，救助國和受救國的民眾都不樂意，可能令騷亂不斷、亂上加亂，弄不好政府還要垮臺。三是“攜款潛逃”。德、法兩國單幹，歐元區解體。這倒省事，但好不容易才弄起來的歐元區就這樣垮了，國際形象太不好，歷史上也沒法交代。四是“繼續作案”。歐洲央行比照美國搞“量化寬鬆”。但如果消費者沒有信心，企業不願投資，多印的票子就會跑到別的國家去，結果自己沒救成，反而禍及全球。
由此可以判斷，當下歐債危機正趨於惡化且難以解決。在這種背景下，中國應如何應對？
第一，要高度重視並妥善處理通脹問題。弗裏德曼講，所有通脹都是貨幣現象，真有這麼簡單嗎？我們承認，通脹是貨幣現象，追逐同等商品的貨幣多了，商品價格就會上漲，但通脹不僅是貨幣現象，還是經濟現象，比如投資拉動型、成本推動型、外部輸入型通脹，都可歸於經濟因素；通脹不僅是經濟現象，還是社會心理現象，比如由於炒作和跟風，造成“蒜你狠”、“豆你玩”、“姜你軍”等等。通脹不僅是社會現象，也是自然現象。日本地震造成核輻射引發中國碘鹽價格猛漲，不就與“自然”有關嗎？最近泰國遭受洪水，稻田大片被淹，可能影響明年國際糧價。通脹不僅是國內貨幣現象，也是國際貨幣現象。危機後美國大開印鈔機，造成大宗商品大幅反彈，波及全球。我說這些例子的意思是，解決通脹光靠貨幣政策不行，要打“組合拳”和“團體賽”，還要打心理戰。
第二，要實行“三角” 型的貨幣政策，當前尤其要注重貨幣政策的結構問題。自然科學有一條原理叫“三角形的穩定性”。其實這不僅是自然科學的原理，在社會科學，在經濟學，在貨幣政策問題上同樣適用。縱觀世界各國貨幣政策，基本都是“單邊型”，即注重總量。貨幣政策有四大目標：穩定幣值、促進增長、充分就業、平衡收支，都是總量問題。一般情況下，穩定幣值是主要矛盾，特殊情況下（如金融危機時期）其他目標也會上升為主要矛盾，甚至出現多重主要矛盾。不管怎麼講，“總量”只是貨幣政策的一條“邊”。
貨幣政策的第二條邊是“結構”，也就是通過信貸政策引導金融機構改善信貸投向。在總量和結構的關係上，總量合理，結構不一定合理；總量不合理，結構肯定不合理；結構不合理，總量也難以合理，即使暫時合理也不會持久；只有在結構合理的基礎上，總量才能真正合理。結構問題不僅是自身問題，解決不好還會反過來倒逼總量。
貨幣政策的第三條邊是“品質”，重點是“四個防止”，即防止通脹、防止通縮、防止不良資產、防止資產價格（主要是股價和房價）非理性波動。這裡說“非理性”，因為市場不可能不波動。這“四個防止”，管理當局既要各有側重，又要協調聯動。
第三，既然叫穩健的貨幣政策，就有一個如何穩健的問題。現在是體制內從緊，體制外過活，實際上是“加權平均”式的“穩健”。銀行的閘門是管住了，體制外迴圈卻愈演愈烈。融資渠道多元化了，宏觀調控就要處理好體制內與體制外的融資結構關係，要著眼於人民銀行提出的全口徑的社會融資總量。（作者為光大集團董事長唐雙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