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獨立報》網站10月31日文章】題：中國與聯合國(作者弗拉基米爾·波爾佳科夫)
2011年10月25日是中國恢復在聯合國合法權利40週年紀念日。在這40年裏，中國和世界均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在聯合國的行動也有了諸多變化。北京從一個沒有經驗的新手逐步蛻變為聯合國維和主導作用的最徹底捍衛者之一、聯合國所宣佈的全球和社會發展目標的最堅定擁戴者。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和17票棄權的結果通過了由23個國家提交的決議草案，這即是關於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權利的第2758號決議。“歷史潮流不可抗拒”———這是北京對這一事件的評價。
上世紀70-80年代，中國在聯合國的表現並不活躍。中國明顯缺乏經驗。例如1972年，北京試圖阻止脫離了“大巴基斯坦”的孟加拉國加入聯合國。儘管如此，中國不時利用聯合國這一平臺公開展示自己第三世界國家的屬性。
蘇聯解體後，捍衛中國發展方向和利益的任務使中國必須在國際舞臺上活躍起來。從1992年起，中國加快了加入聯合國主要條約、法律和公約的進程，其中涉及保護智慧財產權、生物多樣性和人權的問題，以及海洋法和核安全。
中國從“默默耕耘者”轉變成聯合國所宣佈的全球和社會發展目標的最徹底捍衛者之一，以及大多數裁軍和核不擴散談判機制的積極參與者。中國開始更頻繁地利用聯合國這個平臺來宣講自身奉行的各種原則。
中國在聯合國行動的重要內容是參與維和行動。要知道這從某種程度上與中國所宣揚的不在境外駐軍的原則相抵觸。聯合國在保護全球安全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北京意識到了維和行動對此而言十分重要。從1990年至2009年，中國共參與了18次聯合國維和任務，向國外派遣了1.1萬餘名維和人員。
中國一再強調，作為擁有否決權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它一向“深思熟慮、慎之又慎”地使用該權力。在上世紀90年代末，北京曾兩度動用否決權，以還擊對“一個中國”原則的侵犯。中國動用否決權的另一個原因則是防止對他國內政進行缺乏根據的干預。
中國對於聯合國改革的看法走過了一條漸進之路，這也體現了它在該機構中的特殊定位。在上世紀90年代，北京曾經相當積極地支援聯合國改革，因為這與中國提出的打造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想法不謀而合。中國主張加強聯合國在經濟以及社會問題方面發揮的作用，提升發展中國家在該機構中的代表性。
在1998年底和1999年初，美國及其北約盟友繞過聯合國、就科索沃問題向南斯拉伕施壓的企圖日益強烈。1999年3月24日，北約空軍在未獲安理會直接許可的情況下，開始向塞爾維亞境內的戰略目標實施轟炸。在此背景下，中俄兩國面臨的首要任務已不再是推動聯合國進行各種形式的改革，而是努力捍衛該機構的合法性以及在維護和平安全方面的核心地位。
中俄兩國元首在1998年11月23日發表的聯合聲明中強調，任何情況下都不應懷疑聯合國憲章所賦予的安理會對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主要責任。任何繞過安理會的企圖都將導致對現有維和機制的破壞和國際事務的混亂，造成以強權淩駕於國際法之上的事實。1年後，中俄兩國于12月就國際局勢中的現實問題再度發表聲明稱，保持《聯合國憲章》賦予安理會現常任理事國的權力不變，是保證聯合國效能和穩定的必要條件。這也意味著中國對聯合國改革的看法步入第二階段，它一直持續至2003-2004年。其特點是中國不再空泛地支援對聯合國的任何改革，而是主張施行“合理而有限的變革”，以“經受住時代的考驗，併為該組織絕大多數成員國所接受”。相應的，北京反對給改革的完成設定具體的日期限制。
第三階段一直持續至今，其特點為北京雖然支援聯合國改革的想法，但並未採取積極行動，也沒有加快進度，只是呼籲在安理會增加常任理事國的問題上爭取能獲得更多成員國的接受和認可。
最近20年來，中國已成為大多數深具影響力的國際組織以及談判機制的成員，但它仍將參與聯合國事務視為這方面工作的重中之重。論及原因，正如中國專家所說，“與其他國際組織相比，中國在聯合國所擁有的地位是最高的，聯合國對中國施加的影響力也是最大的”。這也道出了如下事實，即聯合國的基本原則與中國的外交方針存在一致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