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賓：安惠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理事）
劉中民（上外中東研究所所長）
動蕩是由內因引起
主持人：從去年底開始的西亞北非動蕩至今仍未停歇，雖然這些國家發生動蕩的導火線與表現形式並不完全相同，目前比較一致的看法是，這些動蕩是內生因素引發的。您對此有何看法？這些動蕩國家的出路何在？
安：中東動蕩起因有很多，從內因而言，首先發生動蕩的國家國內矛盾激化，民生問題得不到很好的解決，老人政治引發一系列問題，貪腐現象嚴重等等；其次，伊斯蘭極端思潮和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潮從兩個不同方面的衝擊；第三，美國的中東政策不得人心，但是政府又配合美國的政策，引起了民眾的不滿。
上述原因一下子總爆發導致了動蕩的發生。這些內因是長期積累下來的，而其總爆發則與國際因素有關：全球金融危機對這些國家經濟的衝擊，埃及突尼西亞動蕩都是因為民生問題所引發；美國霸權走向衰落，戰略重心向亞太轉移，在中東進行收縮；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對長期發展停滯不前的阿拉伯國家起到了激勵和示範作用，還有網際網路的興起，特別是社交網路和智慧手機等先進技術在中東動蕩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此外，西方大國的插手和干預，使得事態變得更為複雜，越來越激烈和擴大。這裡特別要強調的是，動蕩的主因和起因是內因。
劉：的確，這一年來的西亞北非動蕩，還是能總結出一些共同點，第一，從表現形式來看，動蕩國家都出現了民眾抗議浪潮，而抗議都是以推翻現政權為目的；第二，抗議民眾的訴求集中于改善民生、發展民主方面；第三，動蕩都呈現出地區性、跨國性特點，受到民族、宗教等因素影響；第四，從目前看來，動蕩國家看不到獨立或者佔主導性的領導階層，缺乏明確的發展方向；第五，參與抗議的民眾以青年為主體，在政治上並不成熟，而社交網路、手機新技術在其中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當然，這些動蕩也有不同點：首先，從區域性來看，存在北非國家與海灣國家的差異性；其次，引起的危機程度和形式不一樣，北非的埃及、突尼西亞、利比亞都發生了政權更疊，而巴林等海灣國家雖歷經動蕩，但是目前局勢趨緩；最後，西方反應的方式與干預程度也不一。如，在對待利比亞問題上，西方採取了直接軍事干預，而堅決逼當權者下臺，在埃及、突尼西亞問題上，西方則採取了順勢而為、外交施壓的方式，起初是對當權者採取“保”的態度，隨著形勢發展，又放棄當權者，站在反對派一邊。對待巴林等海灣國家，西方則是默許了當局對反對派的鎮壓。
動蕩能否在敘利亞這裡剎車，將是2012年的看點，從中長期來看，變革是大勢所趨。無論以何種形式變革，阿拉伯國家體制中的民主因素無疑將大幅增加。但在變革過程中，如何處理威權與民主、世俗與宗教的關係，如何解決日益惡化的經濟與民生問題，如何整合部落、教派等傳統力量並實現民族和解，如何處理中東伊斯蘭國家與國際體系尤其是西方的關係，都是阿拉伯國家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挑戰。
主持人：雖說動蕩是內因引起，但我們仍能看到西方國家活躍的身影。更值得注意的是，一種新干預模式的誕生，特別表現在利比亞問題上，目前西方正試圖在敘利亞身上複製。您是如何評價這種模式的？這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準則有何影響？
劉：這種干預模式嚴格來說不一定是全新的。回顧近些年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舉動，我們不難發現，能得到聯合國決議授權就打著聯合國的旗號，如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和利比亞戰爭；不能得到聯合國授權就由北約牽頭來幹，如科索沃戰爭、伊拉克戰爭等。而在利比亞戰爭中，西方國家的干預更注意國際、地區合法性，廣泛動員阿盟、非盟和其國內反對派，共同施壓以期達到目的。如果要說有什麼新意，就體現於此。但應當注意，利比亞模式有其特殊性，不能隨便套用。目前敘利亞的情況與利比亞的情況並不一樣。此外，對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來說，推行新干涉主義的限制性因素正在增加，美國自身實力的下降，西方普遍陷入經濟危機，俄羅斯等大國的制約都會對其肆意發動對外戰爭構成限制。在當前的敘利亞問題上，美國主要寄望于地區組織和盟友發揮更大的作用。
安：利比亞模式是一個很壞的模式。聯合國決議建立禁飛區的目的是保護平民財產和生命安全，而西方國家卻是打著決議的旗號，轟炸卡扎菲的軍事設施，在這過程中造成了大量無辜平民的傷亡。這種可悲的勝利並不光彩，也會引起阿拉伯民眾、阿拉伯精英的反思：儘管卡扎菲不受待見，但把西方的軍事力量引進來打自己的兄弟，這種做法到底對誰有利？目前從阿盟對敘利亞的態度就可以看出，他們已經在進行反思，強調問題能在阿盟框架內解決，不希望外國的軍事介入。而敘利亞目前也尚不具備重演利比亞模式的條件，美國也要顧及打敘利亞的後果。此外，目前敘軍隊與阿拉伯復興黨沒有發生明顯分裂，但如果制裁持續，假以時日，恐會生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