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美國“戰略東移”
2011年對美國外交而言，既是因應中東北非地區大變局之年，也是高調全面“重返”亞太地區之年。如果說前者多半是應對急劇變化形勢的戰術性調整，那麼後者則體現出從全局出發、面向未來、深思熟慮的戰略性調整。用美國國務卿克林頓的話來說，就是隨著亞太地區逐漸成為21世紀全球戰略與經濟重心，隨著美國在伊拉克的戰爭走向終結、在阿富汗開始逐步撤軍，亞太地區成為美國今後外交戰略的重心。
今年11月，美國在夏威夷主辦亞太經合組織第十九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總統奧巴馬隨後出訪澳大利亞並前往印尼出席東亞峰會，成為參加東亞峰會的首位美國總統。奧巴馬在亞太之行中高調宣示，美國是“太平洋大國”，將“留駐”亞太，通過“堅持核心原則”和與盟友及夥伴的緊密合作，在“塑造”亞太地區未來中發揮“更大、長遠的作用”。他強調，國內財政狀況不會影響亞太事務成為美國“最優先考慮事務之一”。有分析認為，奧巴馬的亞太行標誌著美國的全球戰略重心轉移進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而克林頓更是在夏威夷宣告“21世紀將是美國的太平洋世紀”。
亞太地區的人口、市場、經濟實力和潛力，以及中國、印度、印尼等新興大國的崛起和各種國際熱點問題等，令美國判定21世紀最大的“機遇與挑戰”俱在亞太，亞太地區對美國的經濟與戰略利益至關重要。克林頓提出美國施行“前沿部署”外交，即派遣各種“外交資源”到亞太地區每一個國家，而“六條關鍵的行動線路”則為“強化雙邊安全同盟、深化與新興大國的工作關係、參與地區多邊機構、拓展貿易和投資、推進廣泛的軍事存在、增進民主和人權”。在政治層面，美國全面加強與老盟友、新夥伴的關係，積極參與區內各種多邊機構，克林頓12月初還歷史性地對緬甸進行了“破冰之旅”。在經濟層面，美國力推《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要在亞太打造一個“高品質和具有約束力”的經貿框架。在軍事層面，美國尋求在亞太的軍事部署“更廣泛、更靈活、更持久”，加強在東南亞、澳大利亞的軍事存在，並通過培訓與演習來增強其盟友及夥伴國的軍事能力。以“大西洋網路”為模本，美國正試圖在亞太構建一個符合美國的利益與價值觀的、包含各種夥伴關係與機構的“太平洋網路”。
毋庸諱言，在美國“戰略東移”的背後，中國因素是其中最重要的考量之一。在美國國內，隨著美國經濟復蘇步伐的凝滯和中國經濟政治影響力的日增，對中國崛起的疑懼感與防範心態正在瀰漫，一些美國專家以“深遠的歷史意義”來暗指奧巴馬政府應對中國崛起勢頭的新佈局。雖然奧巴馬在亞太行中強調美國將繼續努力與中國建立合作關係，包括尋求兩軍之間更多的溝通，以增進理解、避免誤判，但他同時強調所謂“堅持國際規範的重要性”。《紐約時報》白宮記者馬克·蘭德勒在《新炮艦外交時代》一文中評論道，“奧巴馬政府一直是炮艦外交的積極踐行者，炮艦外交是指通過展示海軍力量來達到外交政策目標”；奧巴馬政府加強與老盟友如日本韓國、新夥伴如印度等的關係，“其目標就是集結起一個抗衡中國日益增長力量的聯盟，儘管（美國）政府官員不願公開表明”。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則撰文稱，美國在“賭”中國會和平崛起，但鋻於誰也無法預知未來，因而採取謹慎的對衝戰略。
曾被稱為奧巴馬對華政策首席智囊的前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傑弗裏·貝德日前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強調奧巴馬亞太行的主要目的是向區內國家宣示，美國儘管面臨經濟問題和預算削減，仍將繼續保持在亞太的重要存在；這不能說與中國無關，因為中國是亞太地區的一個重要部分，但也不意味著要對抗中國。貝德說，TPP並非針對中國，中國與東盟有著自己的自貿協定；在東亞峰會上討論南海問題，並非美國發起；美國與緬甸改善關係是由於緬甸進行了政治改革，與中國無關；在澳大利亞的駐軍距離中國遙遠，並非要構建所謂“反華聯盟”。
貝德表示，他對中美關係存有擔憂，因為這是一個對雙方來說都很複雜的關係，部分原因是由於不同的政治體制，部分原因是由於美中作為21世紀最強大的兩個國家，很多人對兩國關係有著基於歷史經驗的“衝突預期”。但他認為，從根本上來說，中美兩國的利益大多是共同的而非衝突的，中國也沒有與美國的全球目標相衝突的“帝國野心”。他指出，在臺灣問題上，中美兩國幾十年來成功地進行了管理；在南海問題上，中美的利益並不直接衝突，中國及其他聲索方也不想使南海問題軍事化。貝德認為，中美經濟的高度互補、中美人民之間深厚的友情“最小化”了發生衝突的機會，中美之間雖然存在戰略競爭，但事實證明雙方能夠適應彼此利益在全球的拓展。
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侃如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奧巴馬的亞太行融入了經濟、外交、安全、民主議程等多種元素，是“重要的步驟”，但其用意並非遏制中國或建立“反華堡壘”。他認為，美國仍致力於與中國發展合作關係，但同時也要回應其亞洲盟友和朋友對中國的一些“關切”。他稱奧巴馬總統相信美中關係不是零和關係，認為雙方可以互利共贏，但奧巴馬對中國當前的經貿政策的確感到不滿。
李侃如表示，美國希望在亞太繼續發揮領導作用，但美國未來在亞太的影響力取決於能否成功克服美國國內的經濟問題，尤其是財政赤字問題。他說，如果美國從危機中復原，美國將在亞太地區長期發揮重要作用，區內國家會尊重美國並想與之建設性接觸；如果美國國內無法就解決經濟問題達成政治協議，那麼言辭就失去意義，美國就無法維持在亞洲的重要存在，亞太各國也會認為美國將在亞太日益邊緣化。“歷史上，美國都得以從危機中復原並更加強大，但如果我們的體制不再靈活、不再實用、不再起作用，那我們的實力就將衰落，這是我們現在面臨的最大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