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筆者接待了兩位參加中日共同歷史研究的日本著名學者。他們參觀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展覽後，提出希望館方在展示日本侵華罪行照片時，盡可能減少帶有血腥場面的照片，不要過多地刺激中國觀眾尤其是青少年，以免參觀後產生厭日、反日情緒。言下之意是中國不要將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建成“反日”教育基地。如此言論出自日本官方和媒體不奇怪，而出自於專門從事歷史研究的日本學者之口，筆者還是第一次親耳所聞，令人驚訝。
筆者一直從事抗日戰爭史和中日關係史的研究，與日本學者交流較多。在此前的交流中，更多的是就歷史史實和歷史認識等方面進行討論，但日本學者對中國抗戰類紀念館的歷史展示和歷史教育表示擔憂還是近年的事。這一點必須引起我們高度關注。
日本學者之所以出現上述言論，有以下四個原因：一是日本媒體或官方人士指責中國歷史教育的輿論環境。指責中國抗戰類紀念館是“反日”教育基地的言論集中出現于2005年的日本媒體。此前日本有關方面人士曾來我館交涉過，希望館方盡可能減少侵華日軍殘殺中國人的照片。日本政府還通過外交渠道對館方展出的一些照片提出質疑，對館方施壓。這些聲音和做法誤導了一般日本民眾甚至歷史學者。
二是源自日本長期否認或掩蓋侵華歷史罪責的社會環境。筆者多次訪問日本，每次都去日本的書店看看，日本右翼勢力出版的著作佔據了歷史書中大部分，且擺在十分顯眼的地方。那些正確認識歷史的書籍很少，且很少有人問津。特別是最近幾年，隨著日本右翼勢力編撰的教科書使用範圍不斷擴大，右翼勢力的歷史觀在日本正逐步蠶食正確的歷史觀，導致進步勢力越來越萎縮。這種社會環境正在影響著日本社會各界，也包括日本學界。
三是日本的戰爭受害者意識。日本戰爭類紀念館的歷史觀大致分為三種：一種是戰爭受害者歷史觀，以日本廣島和長崎“原爆”兩個紀念館為代表，展示內容是日本遭受原子彈傷害的悲慘，但是從不展示日本為什麼遭到如此的傷害，將戰爭加害者裝扮成戰爭受害者。這一歷史觀在日本佔據主流，影響了大多數日本人。第二種是鼓吹“侵略戰爭有理”歷史觀，以靖國神社遊就館和日本各處戰爭遺跡為代表，這些地方都鼓吹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是幫助亞洲各國擺脫歐美列強欺壓的所謂“正義戰爭”，是地地道道的宣揚“殖民有功論”的歷史觀。第三種是戰爭加害者歷史觀，以沖繩和平紀念館為代表，能正確地反映日本侵略戰爭給亞洲各國造成的災難，反省侵略戰爭的罪責，呼籲日本走和平發展道路。但是這樣的戰爭類紀念館在日本極少，影響也很微小。
四是日本學術界的研究方法是從小處和細節入手，注重描述歷史事件的過程，這種方法有可取之處，但是只關注細節，不關注歷史事件的性質，只能說是微觀研究，沒有宏觀研究，影響了其對歷史事件的整體認識。
儘管兩國間由於記憶、描述、傳承歷史的方法不同，各個層次的歷史認識都存在一定差距，但對於學者來說，絕對不能受媒體、政治和社會環境的影響，必須本著尊重史實和實事求是的態度，獨立冷靜深入研究，得出客觀公正的研究成果。日本學者應該帶頭反思本國的歷史教育，正確引導日本社會大眾的歷史認識，也只有這樣，中日民間感情才可能真正邁過歷史問題這道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副館長 李宗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