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序幕剛剛拉開，阿拉伯世界發生了一系列政治地震，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敘利亞等國相繼發生政治變局，中東再度成為世界局勢的晴雨錶。表面上看，阿拉伯大變局似乎與以色列沒有直接關聯，但其產生的連帶反應卻使以色列措手不及，使以色列的外交空間進一步被擠壓、安全環境進一步惡化。阿拉伯大變局使以色列人越來越感受到自身正面臨著一個“嚴寒的冬天”。
猶太民族是人類歷史上命運多舛的民族，渴望和平與安寧的生活一直是他們最炙熱的夢想。大約在西元前2000年左右，他們從阿拉伯半島遷徙到土地肥沃、河渠縱橫的兩河流域，居住在幼發拉底河下游的名城烏爾（今伊拉克南部巴士拉附近）。由於不堪忍受古巴比倫國王的宗教壓迫政策，他們在族長亞伯蘭（後尊稱亞伯拉罕）的帶領下渡過幼發拉底河，輾轉進入迦南人居住的迦南地（即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區）。
希伯來人定居迦南後，過著半農半牧的生活。西元前18世紀末，喜克索斯人攻入埃及，並建立了喜克索斯王朝。這時迦南發生了嚴重饑荒，希伯來人開始西遷埃及，定居在尼羅河三角洲的歌珊地區，在這裡平靜地生活了一段時間。西元前16世紀，喜克索斯王朝被推翻，統治埃及的新王國法老把希伯來人貶為奴隸。特別是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在位時任意屠殺希伯來人，規定希伯來人的新生男嬰必須溺死。在生死存亡時刻，民族英雄摩西率領希伯來人于西元前1230年（一說為西元前1250年）逃離埃及，開啟了重返迦南的艱難歷程。“摩西出埃及”的壯麗景觀也成為人類擺脫奴役、尋求自由的象徵。從返回迦南到掃羅稱王（西元前1023年）的這段時間在《聖經》中被稱為“士師時代”。掃羅死後，猶太歷史進入大衛、所羅門稱王的統一王國時期。之後，王國分裂為以色列王國和猶大王國，前者于西元前722年被亞述所滅，後者也于西元前586年被新巴比倫王國攻陷，大批民眾、祭司和王公大臣被擄到巴比倫，史稱“巴比倫之囚”。西元前538年，波斯帝國吞併新巴比倫，居魯士大帝允許猶太人回歸耶路撒冷，此後，猶太歷史進入異族統治時期，先後經歷了波斯統治、希臘化時期和羅馬統治。為了反抗異族壓迫，猶太人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抗爭，特別是西元前166年的馬卡比起義、西元66年的猶太戰爭、132年的巴爾 科赫巴起義都譜寫了可歌可泣的古典英雄主義篇章。西元135年，猶太人的起義徹底失敗，羅馬帝國把他們趕出了巴勒斯坦，耶路撒冷也被夷為平地，從此，猶太人開始了長達1800年的“大流散”時期。
猶太人的散居史既是一部充滿歧視與迫害的受難史，也是他們追求自由的抗爭史。19世紀末，基於種族主義的反猶思潮不斷升溫，特別是納粹政權的建立，使歐洲猶太人經歷了煉獄般的災難，600萬無辜生靈亡命于希特勒的戰爭機器之下。刻骨銘心的民族災難更激發了民族意識。猶太難民的現實問題、民族家園的既成事實、國際社會對大屠殺的普遍反思等因素交織在一起，為以色列國的誕生提供了歷史機遇。在國際社會的支援下，1948年5月14日，本 古裏安莊嚴宣告世界上唯一的猶太國家——以色列國誕生，這是“從大屠殺的灰燼中錘鍊而出的金鳳凰”，同時也徹底改變了巴勒斯坦的政治地圖。
然而，就在以色列宣佈建國的次日淩晨，外約旦、埃及、伊拉克等阿盟國家立即對以色列進行了攻擊，第一次中東戰爭爆發。自此之後，中東地區可謂十年一戰、衝突不斷，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兵戎相向、戰火連綿，接連爆發蘇伊士運河戰爭、六五戰爭、贖罪日戰爭和黎巴嫩戰爭，使阿以衝突成為二戰後世界範圍內持續時間最長的地區衝突之一，中東成為“全球火藥桶”的代名詞。
五次中東戰爭從整體上看是以色列佔了上風，但戰爭對國民心理卻造成了巨大創傷。與此同時曠日持久的巴以衝突、此起彼伏的恐怖襲擊、渺茫無期的和平前景，使以色列社會與國民的承受力越來越脆弱，許多人厭倦了這種兵營式的生活，“倒移民現象”的出現就是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