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3月15日發表題為《當心美國遊說集團》的文章，全文如下：
“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運動已成為對現狀感到憤怒的美國人的泄憤渠道。但如果美聯儲（Fed）前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說的沒錯的話，那麼活該被聲討的就不僅僅是華爾街。他打趣說，還應該出現一個“佔領K街”（Occupy K Street）陣營，以抗議在華盛頓著名（或是說臭名昭著）的K街上工作的遊說者的權力。
沃爾克應該明白。兩三年前，美國總統奧巴馬（Obama）邀請他加入他的金融改革團隊後，沃爾克發起了一場改革，將銀行自營交易業務與存款業務分離。這引發了銀行雇用的遊說者的憤怒抗議。因此，“沃爾克規則”（Volcker rule）的力度可能會遭到削弱。
但交付K街遊說的問題不僅限于銀行業。前些天，哥倫比亞商學院（Columbia Business School）召開了一次有關商政兩界交匯點的會議，會上，哥大教授沙雷恩·奧哈洛倫（Sharyn O'Halloran）透露，近年來，企業每年在遊說者方面的花費高達35億美元，是10年前的兩倍。如今，華盛頓的全職說客數量在1.5萬人左右（根據對說客的狹義定義計算），增速也很快。甚至在經濟萎靡之際，K街也出現了就業增長。
一個原因是政府機構正越來越深地延伸到企業生活的方方面面，這促使企業爭相“影響”監管規定。另一個原因是成本。35億美元看似一筆大數目；但對大公司來說，聘用遊說人員的成本並不高，無法與聘用頂級律師或銀行家的成本相提並論。
但回報卻可能是驚人的。自由派智庫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負責人約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估計，能源行業遊說投資的回報率有時會達到3000%（即將企業因規定更改而賺取的額外利潤與遊說費用相比）。儘管這些例子有些極端，但投資說客通常會獲得回報。更為重要的是，在工會等團體不斷展開遊說之際，企業如果不這樣做，代價將高得驚人。難怪金融、醫療和能源領域的遊說支出最高。
這場遊說“軍備競賽”令沃爾克大為吃驚，也嚇壞了很多選民。鋻於富有的美國人不斷尋找新方法影響政治競選，這就變得更為可怕了。但在K街飛速壯大之際，一個悖論出現了：如果你與學者和企業領袖交談，你會聽到他們抱怨稱，企業參與政治的程度仍然太低。
儘管企業會花錢就一些小問題進行遊說，但它們基本上參與不到大規模政策辯論中來。財政責任和改革委員會（Commission on Fiscal Responsibility and Reform）聯合主席厄斯金·鮑爾斯（Erskine Bowles）最近呼籲企業領袖，支援兩黨共同提出的美國債務問題解決方案。積極響應的企業領袖相對較少，要麼是因為他們害怕批評，要麼是過於忙於經營自己的事務，亦或是他們過於“全球化”，認為自己在美國的利益不值得如此投入。
因此，儘管遊說者在為小問題辯護方面極度活躍，但企業在大問題上只能袖手旁觀。很多人說，這種“精神分裂”是種悲劇；而美國政治形勢一直受到僵局和領導力薄弱的困擾，或許可以從企業智慧中受益。
這個問題有解決辦法嗎？哥倫比亞大學的會議拋出了一些思路。一些企業領袖——例如花旗集團（Citigroup）副主席路易斯·凱頓（Lewis Kaden）——表示，他們正試圖重新定位他們的“政府關係”部門，以應對重要的政策問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院長格倫·哈伯德（Glenn Hubbard）呼籲大學院校成為企業和政客之間的“中立”會面地點。一些人則呼籲增強透明度：企業向股東披露遊說活動，而政治家透露關鍵的企業支援者。
但不要指望這會很快實現；尤其是不會在大選之年出現。隨著更多資金流入政界，人們的共識是K街將繼續壯大。不過，這一切將遠離選民的視線，還會遠離（迄今為止）那些“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帳篷。（吉蓮 邰蒂 譯者/梁艷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