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二大電信設備供應商華為在美國、英國多次弒羽之後，近日又在澳大利亞碰了一鼻子灰，澳政府強硬地禁止華為競標數十億澳元的全國寬頻網設備項目，理由當然還是美國已經使用過無數次的那個莫須有的“國家安全”，依據是華為總裁任正非曾是中國軍人。
澳大利亞此舉毫無疑問是純粹的政治決策，在澳大利亞，華為早已取得了眾多客戶的信任，贏得了一系列重要合同，為此華為在澳當地員工已逾700名，比2010年翻了一倍多，還在繼續招聘。但禁止華為競標發生在中澳經貿不斷深化擴大之際，就在3月22日，中國人民銀行與澳儲備銀行在北京簽署了本幣互換協議，澳副總理兼國庫部長韋恩·斯旺稱之為“人民幣走向國際化的重要步驟”和“澳中經濟關係繼續深化的又一里程碑”。這種自相矛盾的表現，尋根溯源，可追溯到其國家定位和發展戰略選擇之爭——那就是：將自己定位為什麼國家？首先是一個盎格魯·撒克遜西方國家，抑或亞太國家？
假如說在東亞經濟社會發展遠遠落後於西方的上世紀80年代之前，澳應當毫不猶豫地選擇前者的話；隨著東亞的崛起，她的選擇日益模糊不清。畢竟，在五個主要盎格魯·撒克遜國家（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中，與人口眾多且連成一片的美國、加拿大、英國不同，澳和新人口不多，且孤懸南太平洋，面對的則是人口數以十億計的東亞。
儘管理智可以告訴澳大利亞人他們的經濟前途更多地與東亞聯繫在一起，儘管東亞各國無意觸動澳大利亞的文化特徵而一心一意致力於對澳經貿，儘管澳有識之士早已致力於在保持本國文化特徵的前提下抓住亞洲機會特別是中國機遇，一種難以名狀的情感仍然會使其在相關問題上分外敏感，容易激動。且不提創建單一民族黨並一度獲得較高支援率的波琳·漢森等政客，就是澳前總理霍華德在2001年大選中得以獲勝，很大程度上也難免有依靠挑動保守選民對中東難民的排外情緒之嫌。當時執政的自由黨和國民黨聯盟的競選口號就是“我們將決定誰和在什麼情況下可以踏足澳大利亞”。
假如澳可以完全獨立地作出抉擇，那麼中澳之間的經貿爭端也許不至於發展到如此之多，如此之激烈；不幸的是，某些國家、某些勢力企圖將澳大利亞綁在自己的戰車上煽風點火，令澳大利亞與自己最大客戶之間的摩擦一再升級。
我們沒有興趣干預澳大利亞人自己的選擇，只是有權根據自己的利益和判斷選擇最合適的經貿合作夥伴。難道澳大利亞人真的以為自己的最大客戶會默默忍受一次又一次的唾沫卻不會選擇離去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