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6月1日刊發題為《美國政治僵局是結構性悲劇》的文章，指出商界高層人士希望美國政府“發揮領導力、結束國內政治僵局”，隨著分化日益加劇，商界人士擔心他們必須花費更多的錢來保護自己。而從各個角度來看，這都是一個結構性的悲劇。文章大意如下：
近年來，星巴克(Starbucks)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霍華德·舒爾茨(Howard Schultz)一直在致力於改變人們喝咖啡的方式。如今，他正投身於一項艱巨得多的使命。近日在華盛頓，頗富魅力的舒爾茨在一次大型投資會議上發表講話，強烈呼籲政治改革。更確切地說，他是在重復去年首次提出的主張，即呼籲企業和投資者不再資助政客，除非他們承諾打破目前困擾美國政界的極其有害的僵局。
會有人響應他嗎？別傻了。去年舒爾茨曾表示，有100多位高管有望支援他的主張。日前在華盛頓的一個論壇上，我與數十名美國企業的首席執行官進行了交談。這些人中似乎沒有誰準備發起一場停止資助政客的運動。相反，當說客們開始大力遊說的時候，很多首席執行官考慮的是該把錢捐給哪位競選者。
但是，如果你想知道為什麼舒爾茨的主張具有重要意義，可以去看看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The Conference Board)近期為行業組織美國商業委員會(The Business Council)做的一項調查。調查向約70名首席執行官提出了一個問題，即他們如何評價當前的經濟和政治氛圍。調查結果很有意思。最值得關注的是，當這些首席執行官被問及世界上哪些組織最稱職可信時，他們把跨國公司排在了第一位（約90%的受訪者認為，“跨國公司”在處置經濟危機和金融動蕩帶來的挑戰時“比較”、“非常”或“最”有成效。）排在第二位的是央行，首席執行官們顯然很欣賞央行的工作：將近80%的受訪者認為，央行“比較”、“非常”或“最”有成效。
但排名第三的居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層：64%的受訪者認為，近年來中共對政治和經濟挑戰的處置是有成效的。這一得票率要遠高於美國總統（得票率33%），至於美國國會就更別提了（得票率只有可憐的5%）。美國的資本主義首席執行官們顯然認為，“共產主義”官僚要比西方民主國家的政客更有成效（沒錯，上述數字得出的就是這樣的結論）——儘管把這些不受歡迎的美國領導人選上臺的，可能正是這些首席執行官中的許多人。
這一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的非凡崛起。2007年以來，中國這一巨大的經濟體一直保持增長，令世界欽佩不已。當然，誰也不能保證這樣的勢頭能夠持續下去。但令一些跨國公司首席執行官佩服的是，中國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擁有長遠眼光，至少現在是這樣。一家跨國能源集團的首席執行官表示：“雖然我們不喜歡中國的某些政策，但至少我們清楚這些政策是什麼。”他還抱怨道：“美國的問題在於，政策都是短期的……沒有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等式的另一邊又回到了舒爾茨的呼籲上。當美國商業委員會詢問受訪的首席執行官最希望美國政府做些什麼時，他們將解決財政困境和刺激經濟排在了第一位。但“發揮領導力、結束國內政治僵局”排得也非常靠前，遠遠領先於能源和醫療等其他問題。這些首席執行官們與舒爾茨和“佔領華爾街”的人士一樣，也對華盛頓的政治僵局感到心煩。
如果你想當一名樂觀主義者，就把這件事視為短期現象吧。美國之前也遇到過很多無所適從的情況（想想上世紀70年代），而國會的宗旨就是起到制衡作用。如果今年11月某個黨派在選舉中大獲全勝，這種僵局可能就會打破：今天的口頭上擺姿態，屆時可能就會變為行動的共識。
然而，屆時的局面也可能遠比現在更加黯淡。先不提最近民調顯示2012年的選舉將難分高下，更令人擔憂的是，華盛頓的僵局可能反映的是更重大的社會分裂。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從查爾斯·默裏(Charles Murray )到英國《金融時報》的愛德華·盧斯(Edward Luce)等作家都在他們的新書中指出，不管是在經濟、社會、還是在政治上，美國社會現在似乎都變得更加兩極分化。強大的利益集團正利用手裏的財富來推進自己的訴求，這就更加劇了這種分化。
當然，這也正是舒爾茨等人會如此擔憂的原因。也恰恰是因為這個原因，商界人士才不太可能停止資助政客。隨著分化日益加劇，商界人士擔心的是，他們必須花費更多的錢來保護自己（在開頭所說的首席執行官聚會上，人們一直在憤怒地抱怨白宮現在正在煽動一場“階級戰爭”）。從各個角度來看，這都是一個結構性的悲劇。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可能會為此在九泉下不安，而毛澤東主席則可能在竊喜。（吉蓮·邰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