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領導人勞爾卡斯特羅近日來華訪問，引發海內外關注。勞爾2008年接替其兄菲德爾卡斯特羅，但直到2011年4月才當選為古共中央第一書記。勞爾數月前派出在古巴有“改革設計師”之稱的部長會議副主席馬利諾打前站，為這次訪華鋪路，基於這樣的觀察，勞爾此行就改革問題“問計中國”的色彩相當濃厚。
古巴經濟一直在各種“圈子”中起起落落，上世紀80年代末之前的蘇東經濟圈不再存在後，古巴經濟快速跌落，拉美左翼領導人上臺後，古巴加入查韋斯的“玻利瓦爾經濟圈”。隨著油價下跌，通脹不止，委內瑞拉能為“世界主義”拿出的美元也日見羞澀。在歐美經濟危機免不了對古巴也造成衝擊的情況下，古巴需要重新找一個可靠和穩定的經濟圈。中古貿易額目前只有區區18億美元，中國是僅次於委內瑞拉的古巴第二大貿易夥伴，除了意識形態的固有政治鏈條，古巴對中國並無太多地緣政治經濟利益，古巴不可能從中國獲取曾經從其他圈子獲取的慷慨援助，唯有在經濟體制對接與貿易互補關係上努力，才會令古巴從新經濟圈中獲取最大利益。
所以，最大核心問題在於古巴經濟改革。2011年4月19日閉幕的古共六大是古巴未來改革的圖譜，大會通過的《經濟和社會政策方針》是這一改革的具體法律依據。不過，由於這些文件屬於綱領性聲明，外界對古共會按照什麼具體模式來實施改革仍不明確。這至少釋放了這樣的資訊：古巴改革“心到，但手未到”。兩年前允許個體經濟後，目前註冊私人企業達到16萬之多，但這不說明問題，只有規模和效應才能最終驗證改革之成敗。
古共改革步履蹣跚，一定程度上說明在這個與美國為鄰的島國裏，對保持既有體制和經濟秩序持有“信心”的力量仍然很強。可以這麼說，不考慮生產效率與品質因素，古巴建立了住房、基本食品、醫療、教育的政府供給體系，每個古巴人的衣食住行都由國家解決。只有國家不堪負重之時，才會覺得這樣的體制難以為繼，只有到多數人感覺到經濟困難的切膚之痛時，才會開始往生產力提高方面想辦法。沒有人能想像得出，古巴一邊遭遇糧食危機，一邊卻有三分之一的耕地閒置。勞爾主政後，雖然興起一定範圍的以個體經濟為主的私營經濟，但與龐大的國營經濟相比還微不足道。另一方面，基於稅收增收等原因，一旦政府緩解了負擔過重問題，改革的外部刺激消失，“戀舊”的力量依然會促使回到過去的全民供給制度，令已有的私營經濟成果反被國營經濟吞食，造成新一輪“國進民退”。從這個角度上看，很難期待古巴在沒有進行產權改革的情況下展開持續的可預見的經濟改革。
經濟學家們試圖建立可觀測的學術模型，在邁向自由市場經濟體的手法上，有中國的實用主義漸進改革模式，有俄羅斯的激進改革模式。俄羅斯的“休克”療法，是在全球資本市場期待涌入的背景下推出的，只要外來資本充分流入，“休克”療法或可最大幅度縮減轉型痛苦。而漸進改革之信心，來源於自身龐大的經濟體結構，改革效果由內需驗證。作為小型和封閉經濟體的古巴，並無中俄之優勢，除了在北方強鄰的經濟封鎖和政治攻擊下安然生存60多年這一奇跡之外，其經濟即便照抄中俄模式也難有“奇跡”發生。
古共六大選擇在豬灣戰役勝利週年紀念日之時召開，于休會長達14年的古共大會並非時機巧合。意識形態上的沉積，依然是優先於一切的議程，經濟改革之終極目的，就是捍衛社會主義，是先有結果後有過程的改革。古巴改革從表面上看，就是一場不涉及政治體制改革的純經濟改革，至於古共六大之後，勞爾推出了政治領導人任期制，這算不算實質性改革還有待觀察，因為任期制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接任的人是怎麼產生的。
美國雖然對古巴實施了長達半個世紀的全方位封鎖，但古巴經濟本身屬於封閉式經濟體，封鎖實質損害到多大程度，依然值得商榷，但從政權的穩定性來看，美國經濟封鎖並未動搖其政治基礎。以封閉對封閉，結果就是相安無事。以開放對封閉，必然要動搖一方。以開放對開放，要麼被吸收，要麼會融合。可以這麼說，古巴目前的進一步放開私營經濟和投資，提出打破大鍋飯等機制，只能以做到“對內開放”為界，很難展開如中國及越南等國家一樣對外開放的市場經濟改革，從這個意義上說，古巴並無現成模式可模倣，儘管勞爾對中越等國的改革成果興趣甚濃。古巴領導人所能做的，還是提出“特色主義”改革口號，按古巴方式解決眼前的危機，而非長遠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