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蝙蝠俠”槍擊血案凸顯出美國槍支管理制度性的不作為。制度性不作為之所以在美國能夠長期存在，除了“槍民”手中的選票足以讓敢於拿槍支管理說事的人喪失政治前途之外，另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國政客以及槍支利益集團一套慣用的說辭。
說辭的基本邏輯很直觀，人才是槍擊血案的罪魁禍首。按美國步槍協會的說法：瘋狂的人做瘋狂的事；槍支本身沒有罪，它既可以是防身的武器，也可以是打獵娛樂的工具。站在槍支遊說集團一邊的政客，不僅強調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保護民眾擁有並佩帶槍支的基本權利，而且還從各個角度利用“事實”說話。例如，科羅拉多州州長希肯盧珀認為，“蝙蝠俠”槍擊血案製造者霍爾姆斯是個非常聰明的人，即便不使用槍支的話，他也會通過製造爆炸或者毒氣等其他方式達到同樣的目的。共和黨參議員麥凱恩在接受有線電視新聞網採訪時稱，挪威有著嚴格的槍支管理制度，可是佈雷維克還是搞到了槍支，製造了大屠殺，可見嚴格的槍支管理和槍擊血案的減少和預防之間並沒有直接的關聯。
說到底，這套說辭的核心就是，一旦一個人打定主意做壞事，那麼無論什麼措施，包括最嚴格的槍支管理制度，都阻止不了。因此，針對慘案的反思和後續措施，應該對人不對物。而在更深層次上，支撐這套說辭的是“個人自由和個人責任至上”觀念：個人的成功和失敗，善良或者邪惡，唯一的原因在於自己的努力和選擇，與週遭的群體和環境無關，責任當然也只能由個人承擔。非傳染性慢性疾病成為全人類致病死亡的主要因素，控煙和肥胖控製成為減少非傳染性慢性疾病的關鍵。煙草業和食品業也採用類似的說辭，極力鼓吹吸多少煙和吃多少是個人自主的選擇，國家無權干涉。
“個人自由和個人責任至上”在將個人原子化的同時，完全忽略了個人所屬的群體和環境。研究顯示，美國發生槍支致死事件的概率是高收入國家的15倍，是北約其他國家的10倍；世界範圍內主要的吸煙人群居住在中等或者低收入國家中，就單個國家來說，吸煙者顯著地集中在社會階級的中下層；發達國家的超重肥胖現象也往往主要發生在低收入群體中。這些研究結論意味著，只要身處美國，人就要面臨著更高的受槍支傷害的風險；只要是處於社會的中下層，人就更可能吸煙和超重。據此，世界衛生組織在21世紀初提出了健康（包括免受各種暴力）的社會決定因素理論，強調社會因素對於健康的重大影響。
如果說健康和安全不僅取決於個人選擇，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所屬的群體和環境等因素的影響，那麼美國多次發生的大規模槍擊血案就不僅僅是個人因素的作用，槍支氾濫的結構性因素不能忽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