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11日，第11個“9·11”紀念日，美國駐利比亞大使在班加西遇襲身亡。這恐怕不是巧合，因為事件的導火索——那部詆毀伊斯蘭教先知的影片，正是趕著這個時間點去的。幾天過後，反美浪潮非但沒有偃旗息鼓，反而從伊斯蘭世界向澳大利亞、法國、英國等國蔓延。15日，這場鬧劇的始作俑者——製片人納考拉接受警方問詢。美方官員表示，由於影片拍攝受到“言論自由”法律保護，因此不會被視為犯罪。
這讓筆者想到了一件“類似”事情。2010年，美國最資深的白宮女記者海倫·托馬斯被迫退休，僅僅是因為她發表了批評猶太人的言論。兩件事情一比較，似乎給人這樣一種感受:在美國，對於不同對象，“言論自由”的尺度也可不盡相同。
這或許就觸及到問題的本質。按理說，文明間本無高下優劣之分，但美國乃至西方的一部分人，總是帶著優越感來俯視伊斯蘭文明。這大概就可以解釋，從英國拉什迪出版《撒旦詩篇》開始，到丹麥“漫畫”事件、美國教士瓊斯“焚經”行為，再到駐阿美軍虐屍虐囚醜聞，雖然每次都會激起伊斯蘭社會的怒火，但類似鬧劇仍然層出不窮。
更令人遺憾的是，這種偏執的傲慢也影響了美國的中東政策。我們看到，在本次反美浪潮中，埃及、利比亞、突尼西亞、葉門民眾反應最為激烈。而這幾個國家，恰恰又是美國“改造”中東的“樣板”之作。攻擊美國使領館、殺害美國大使衝撞人類文明底線，理應受到譴責。但釀成這個苦果的，不是別人，恰是美國自己。借助所謂的“阿拉伯之春”，華盛頓衝垮了原有地緣格局，剷除了舊有強人政權，帶來了西方制度體系。可惜，“強扭的瓜不甜”，強加給中東的那一套制度明顯水土不服，當地民生未見改善，而“革命”留下的戾氣卻難以消弭。華盛頓自以為是，結果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因此，“9·11”紀念日發生大使殞命的悲劇，至少告訴了華盛頓兩點。從短期看，美國強行推動敘利亞政權更疊“禍福難料”，埃及、利比亞今日之混亂可為鏡鑒，華盛頓理應有所考慮。從長遠看，如何消弭“9·11”後不同宗教間、不同文明間的排斥、隔閡與猜忌，更需要華盛頓好好思量。因為對於武裝到牙齒的美國而言，擊敗和消滅“基地”或本·拉丹並不太難，但是如果不改變自己居高臨下、到處頤指氣使的姿態，那麼誰能保證此類悲劇不會重演呢？
班加西悲劇給了美國一個反思的契機，希望華盛頓應該好好想想，導致這場悲劇的根源是什麼，該如何避免悲劇重演。如果真能如此，也算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