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右轉”與“購島”鬧劇
圖為俞力工先生。 方祥生攝
日本政府一手導演的“購島”鬧劇，引起海峽兩岸中華兒女的強烈憤慨，也成為海外華人的關注焦點。旅居奧地利的中國臺灣學者俞力工，上世紀70年代就是“保釣”運動的積極分子，此後一直跟蹤關注釣魚島的命運。與當年的“熱血沸騰”相比，如今談起釣魚島，他多了一份思考和分析。
他說，上世紀70年代中日恢復邦交時，中日兩國就釣魚島主權達成過“擱置爭議”的諒解。但近些年來，日方越來越無視兩國達成的“諒解”，常有日本議員登島、抓捕中國漁民等事件發生，日本政府出面“購島”，更鬧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他認為，日本右翼勢力圍繞釣魚島不斷挑釁兩岸民意不是孤立的，與全球政治右翼和美國新保守主義抬頭有關。
蘇聯、華沙條約組織解散後，右翼勢力沒了“對手”，趁機擴張勢力。新保守主義軍事上崇尚武力，在“人權”、“反恐”的幌子下，發動了科索沃戰爭、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利比亞戰爭等。在抓緊控制資源的同時，肆無忌憚地對弱小國家進行政治干預，直至更換政權。從巴爾幹到敘利亞，他們力圖將前蘇聯的盟友一個個打掉，以防俄羅斯羽翼豐滿再次抗衡西方。在文化領域，他們鼓吹“文明衝突”，宣揚西方文明的優勢，貶低伊斯蘭文明，在歐美颳起一股不小的“反伊斯蘭風”。在亞洲，美國高調“重返”，一方面強化與日本、澳大利亞等盟國的軍事合作，宣佈要將美國海軍的60%部署在太平洋；另一方面又利用一些島嶼之爭，試圖將水攪混，隨意將日美安保條約擴大到主權不屬於日本的釣魚島。日右翼勢力的興風作浪、在釣魚島問題上的有恃無恐，正是國際政治右翼在日本的反映。石原慎太郎等日右翼勢力的代表，實際上是民粹主義者，他們的做法與昔日軍國主義綁架日本民眾如出一轍。
日本右翼勢力得以興風作浪的另一個原因，是日本沒有從戰敗中汲取教訓，更沒有對軍國主義思想進行徹底清算。二戰結束後，德國將反法西斯教育列為德國民眾基本政治教育，無論是影視作品還是教科書，都有相當篇幅介紹反法西斯戰爭。此外，德國總理勃蘭特在波蘭遇害猶太人紀念碑前下跪；德國政要每年都參加反法西斯勝利紀念日活動併發表演講，都是為了教育下一代不忘歷史。德國正是憑藉其反省歷史的真誠，重新獲得了鄰國的信任。
反觀日本，二戰後未及對軍國主義思想進行批判，國際局勢就發生了變化。美國為了平衡新中國和蘇聯的影響，東京國際法庭未對軍國主義代表人物進行認真審判就予以釋放。這些戰犯出來後成了日本政要。在德國，納粹分子、法西斯思想是“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在日本，戰犯、軍國主義分子卻成了“政治精英”。他們對戰爭、對軍國主義的反省，只是迫於外交需要。他們對戰爭的反省往往不是直接的，而是“贊同”某人的說法。
根據《波茨坦公告》，應由中美英等戰勝國來決定日本戰後的國土。對此，日本政府是完全接受的。但日本政府在釣魚島問題上的作為，是要推翻《波茨坦公告》，試圖由日本這個戰敗國來決定中國這個戰勝國的疆界何在。這不僅非常荒誕，也是兩岸民眾絕不能容忍的。在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中，美國曾是中國的盟友。但現在美國卻為了一己私利，公然與挑戰二戰後秩序的戰敗國日本站在一起，也是兩岸民眾不能理解的。正是美國的“私欲”，使日本右翼勢力在判斷力量對比時產生了錯覺，以為日本與中國叫板的力量就是“日本+美國”。實際未必如此，美國不可能為了釣魚島而陷入與中國的戰爭。
釣魚島由中國人最早發現、最先命名、最早管理的史料已相當充分。日本強調，他們發現釣魚島時，島上無人，中國也沒有對其進行實際管理。俞先生指出，“無人”與“無主”在法律上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無人”不一定“無主”。何況日本自己的檔案裏對此早有明確記載，早就知道釣魚島屬於中國。另外，日方所說的“實際管理”，是現代國際法的一個概念，當時根本不存在。是否入駐釣魚島，如何管理，由中國視需要而定。據臺灣媒體最新報道，一家臺灣銀行在其地庫裏發現了一本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由臺灣知府周懋琦寫的《全臺圖說》。該書以圖文並茂的形式，解說了臺灣的情況。書中說道：“山後大洋有嶼名釣魚臺，可泊巨舟十余艘。”這再一次證明，釣魚島當時就在臺灣知府的管理下。
俞先生建議，兩岸應成立釣魚島及南海諸島研究會，邀請兩岸的歷史學家、國際法、海洋法等相關領域的專家，共同研究並撰寫一套具有普及性、知識性的讀物，從記錄歷史的角度，還原歷史真貌，讓每一個炎黃子孫都了解這些問題的來龍去脈，讓每一個關心此問題的國外友人獲得真實、可信的史料。（方祥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