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日本新華僑報網站消息，10月8日，瑞典卡洛琳斯卡醫學院宣佈，將2012年諾貝爾醫學和生理學獎授予日本京都大學教授、研發出誘導多能幹細胞（iPS細胞）的山中伸彌。
第二天，日本各大媒體的頭條都不約而同地“報喜”，稱山中伸彌是繼2010年的北海道大學名譽教授鈴木章、美國普渡大學特聘教授根岸英一以來的第19位獲得諾貝爾獎的日本人。
回頭再看看中國的網路，“為什麼日本得諾貝爾獎的人那麼多”成了熱門搜索。其實，這裡要透露的是，許多日本學者本應獲獎卻未得獎呢。
在過去的30年間，諾貝爾自然科學類三大獎中，日本拿過7次諾貝爾物理學獎，又拿到7次諾貝爾化學獎。但是諾貝爾醫學和生理學獎呢，距離上次的利根川進獲獎，實則闊別了25年。是日本獨獨在醫學生理學領域 “落後”嗎？其實不然，更多的是日本人的“學閥意識”在拖後腿。
事實上，日本曾出現過多名獲諾貝爾獎提名的研究者，比如因發現梅毒病原體而9度被提名諾貝爾醫學獎的野口英世。按照坊間一般說法，1914和1915年，野口英世本應該獲獎，但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導致最終未能頒獎。但是據《你該知道卻不知道的諾貝爾獎故事》一書的作者北尾利夫透露，野田英世沒能獲獎的真正原因是，“當時日本各學派之間有強烈的對抗意識，所以沒幾個人支援只有小學文憑的野口英世去競爭諾貝爾獎”。
與野口英世同樣遭遇的還有鈴木梅太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1910年），鈴木梅太郎就因成功提取出可用於治療腳氣的谷糠素（維生素B1）而獲得提名。但是據北尾利夫介紹，因為鈴木梅太郎“是東京帝國大學（現東京大學）農學部的，所以日本的醫學界勢力不僅不肯支援他，還做出妨礙他得獎的舉動”。正是日本人的這種“學閥意識”暗中搗鬼，讓真正的“自己人”幾度和諾貝爾失之交臂。
除此之外，被譽為“日本細菌學之父”的北裏柴三郎、在世界上首次證實化學物質可以致癌的山極勝三郎和市川厚一、發現外耳氏病病原體並完成血清療法研究的稻田龍吉和井戶泰都曾提名諾貝爾醫學生理學獎。
然而耐人尋味的是，上述這些曾非常接近諾貝爾獎的日本人，他們都出現在二戰前的日本。那麼二戰後呢？二戰後共有10名日本人獲得了諾貝爾自然科學類三大獎，他們也有一個共通點，就是都有美國“背景”。
200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美國芝加哥大學名譽教授南部陽一郎是1952年去的美國，後來乾脆就放棄了日本國籍。2008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美國波士頓大學名譽教授下村修和2010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美國普渡大學特聘教授根岸英一的研究基地都在美國。就連盛譽之下的山中伸彌也是自美國留學歸來。是什麼讓現代的日本培養不出“土生土長”的諾貝爾得主？分析起來，原因主要有二個，一是研究資金，一是研究環境。
就拿目前炙手可熱、剛剛獲獎的ips細胞研究來說，日本文部科學省2007年在該醫療關聯領域投入的預算總額逾10億日元，2008年又上調到45億日元，2012年也有67億日元左右。單從數字來看，已算不少。可是和美國一比呢，到底是差一大截。
從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構研究開發戰略中心2011年的報告書中可以得知，2012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所在同領域投入的研究費用是68億日元。僅是美國加利佛尼亞這一個州，4年裏就投入了72億日元。難怪有這麼多日本研究者都不約而同地選擇去美國。
再看看“過來人”是怎麼說研究環境的。在日本講談社10月10最新出版的山中伸彌自傳體《聽山中伸彌談人生和ips細胞》裏，山中伸彌本人說，自己從美國留學回來後，曾一度患上了憂鬱症。因為研究所不讓自己直接參與研究，而是安排自己照顧研究用的老鼠，天天清潔老鼠籠子。這些待遇令他喪失自信，並想放棄研究。後來還是在家人的支援下，才得以克服憂鬱症。在10月9日的記者招待會上，山中伸彌也當眾表示，在日本搞研究的這段時間，“晚上要就診，星期六星期天要去醫院值班，所以幾乎沒法兒回家”。
對此，北尾利夫也在接受《東京新聞》的採訪中說，“在日本，研究者得為上司幹雜活兒，沒有多少能一心一意搞研究的時間。”
雖然日本文部科學省一直主張，要堅持完善日本國內的研究環境，支援學者把目標鎖定在諾貝爾獎上。但是，日本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教授黑川清教授毫不留情地點破，“日本的研究體制相當地差勁”、“山中先生從美國回來後，真是吃了不少苦頭，好在他能憑藉自己的抗爭精神堅持到底”。黑川教授還強調，“日本大學研究所，根本是把年輕研究者當打雜兒的和跑腿兒的，妨礙他們獨立。如果日本不改變這種研究體制，就算投入再多的資金，也不能讓科學的種子發芽。”
事實上，日本研究資金最為雄厚、得到日本文部科學省支援最多的東京大學，近年來也就只培養出一個獲獎者——2002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小柴昌俊。(蔣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