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經濟衰退是當前世界經濟的主要風險，美國不負責任的國內經濟政策和缺乏對其有效的約束則是更大的制度性風險。
當前國際金融體制改革面臨的一個嚴峻挑戰是，誰來制約美國在經濟政策上的“單邊行動”，怎樣才能減少美國經濟政策外溢效應帶來的負面衝擊。
從2008年11月至2012年9月，美聯儲向市場注入大量資金，先後出臺三輪量化寬鬆（QE）政策，同時承諾在2015年之前將聯邦基金利率保持在0—0.25％的超低水準。美聯儲此舉旨在緩解市場資金緊縮的狀況，刺激本國經濟增長、緩解就業壓力。
量化寬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美國國內經濟，但其負面影響顯而易見。過去的幾年中，美國傳統和非傳統的超寬鬆貨幣政策疊加，造成全球美元流動性氾濫。由於國際大宗商品主要以美元計價，美元流動性增加推動了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進而為全球性通貨膨脹埋下隱患。
為何美國的國內經濟政策對世界經濟具有如此大的影響？原因不外乎兩個：一，美國是全球最大和最開放經濟體；二，美國是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儲備、結算和計價貨幣，美聯儲是全球唯一的美元流動性創造者和提供者，這讓美國在全球資本流動性週期中具有雙重身份：危機製造者和危機救助者。
長期以來，依賴於美元霸權，美國通過濫發貨幣支撐其高消費、高貿易赤字和高債務，不僅拖累了自身經濟，也拖累世界經濟。而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後，美國出於國內政治經濟的考量，不負責任地推動美元貶值，對世界經濟復蘇造成損害。
由於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有能力、也沒有任何一種治理機制有能力對美國經濟政策造成的負面效應形成制約和對衝，世界各國只有被動地承受美國經濟政策的外溢性。這就造成了美國用美元主導世界、全世界都不得不為華盛頓的經濟政策“埋單”的情況。
一個事實上主導國際金融秩序的大國，其行為卻得不到有效的制衡，這就是國際金融秩序不合理的根子所在。更加令人擔憂的是，當前諸多的分析都在討論如何在事後應對美國政策的外溢性，卻很少反思是否需要對美國具有外溢性的國內政策實施風險制約。國際金融秩序改革勢在必行。如何通過更有效的全球和區域協調，應對美國國內經濟政策的外溢效應，減少負面衝擊，並逐步形成相對應的制約機制，是解決全球經濟不平衡的一個重要任務。如果說經濟衰退是當前世界經濟的主要風險，那麼美國不負責任的國內經濟政策和缺乏對其有效的約束則是更大的制度性風險。
儘管多極化是一個漫長的進程，國際金融秩序衍進需要平穩的節奏，但是國際社會迫切需要改變個別國家政策左右國際金融穩定性的現狀，尤其需要保證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小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為此，在全球層面，應當實施有效的國際協調行動——國際機構積極作為，經濟大國達成共識，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在區域層面，有必要通過建立區域內的雙邊及多邊貨幣合作機制加強防範風險能力。更需要提醒的是，美國應當順應時代要求，為變革進程注入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