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安倍和他的閣僚們就開始四處“活動”：向韓國、緬甸派出特使，外相岸田文雄訪問菲律賓、新加坡、汶萊和澳大利亞，安倍晉三則出訪越南、泰國、印尼。與此同時，日本政府決定修改現行的《防衛計劃大綱》和《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劃》，加強與美國、北約的軍事和外交協商。在釣魚島問題上，出動自衛隊飛機對中方飛機的正常巡航飛行進行干擾。與上臺後可能改變鷹派立場的外界預期相反，第二次登上首相寶座的安倍晉三仍在向右前行。
安倍上臺後，高調重申日本外交以日美同盟關係為基礎。實際上，安倍是希望以日美同盟為幌子，增強日本“集體自衛權”，取得與美國平起平坐的資格。日美兩國政府1月17日舉行關於修改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的第一次事務級磋商，討論修改指針事宜。次日，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與來訪的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舉行會談，會談內容包括釣魚島和普天間基地遷移等問題。但是，安倍的主張能否為美國所接受，還是一個未知數。因為美國只需要一個唯唯諾諾的小夥伴，而不是與之平起平坐的日本。
安倍晉三在訪問印尼期間表示歡迎美國“亞洲再平衡戰略”。他希望在美國戰略重心向亞洲轉移的大環境中，加強日美關係，以利於日本向東南亞地區擴展經濟影響，保護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利益。二戰後不久，東南亞地區在經濟上就成為日本主要的海外商品市場和工業原料供應基地，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又在這個地區投入鉅額資本，建成了“產—供—銷”一條龍體制，形成了所謂的“東亞自由商圈”。日本高唱加強日美關係，實際上是要讓美國發揮日本經濟利益保護者的作用。
抱著政治聯合與經濟融合的雙重目標，日本把東南亞地區作為開展“價值觀外交”的重點地區。其目的在於拉東盟，特別是越南、菲律賓等國，以所謂“自由與繁榮之弧”等為名，構建“統一戰線”。1月10日舉行的菲日外長會談中，日方表示將向菲律賓提供多功能巡邏船和菲急需的通訊系統設備。
除了政治目的，日本也在努力謀求更大的經濟利益。緬甸和越南是東盟十國裏的兩個大國。日本看到了緬甸對外開放的動向，於是不失時機地積極接近，以獲得該國的能源和礦產資源、拓展商品市場和生產據點。越南早已是日本進行直接投資的重點地區之一，日本目前看好該國的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及原子能發電站等基礎設施項目。
對於中國，安倍晉三採取兩面派的手法，大選之前表示要使日中關係回到構築戰略互惠關係的原點；大選之後，卻在釣魚島海域動作頻頻，不斷加劇緊張局勢。
與其外交走勢相對應，安倍晉三在日本國內加速推進右傾化政策。安倍組建了一個被外界普遍視為“激進民族主義的內閣”，大大增加了整個國家對亞洲穩定造成重大威脅的可能性。據悉，日本19名內閣成員中竟有14人屬於“大家一起參拜靖國神社國會議員會”。西方媒體認為，一個危險的民族主義的日本是“亞洲最不需要的東西”。
與此同時，安倍晉三在意識形態和宣傳上大做文章。比如，安倍政府不斷向媒體放話要摒棄“河野談話”與“村山談話”，“修正”日本政府關於侵略戰爭和慰安婦歷史的立場，高調推廣被亞洲民眾視為軍國主義象徵的國歌《君之代》，聲稱“這是‘奪回日本’的第一步” 。
另一方面日本企圖以所謂的“中國威脅論”為藉口，擴張軍備，乘機加快走向軍事大國的步伐。比如，在釣魚島海域公然與中國巡航公務船和飛機對峙，副首相麻生太郎在緬甸祭拜二戰日本侵略軍墓地，宣佈要修改日本防衛大綱，擴充兵力、軍備和國防預算等。“向右轉”的日本政界人物已經不滿足遮遮掩掩的私下想法，轉為公開表露官方態度。
二戰結束後，日本的當權者一向善於利用外部壓力達到內政上的某種目的。數年前首次擔任首相時，安倍晉三就發誓要使日本“擺脫戰後體制”，併為此採取了種種行動，如加快修改“和平憲法”和改革教育制度等。此次出任首相的安倍晉三再次大踏步向右轉，令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深感不安。
但是，安倍的如意算盤難以如願以償。因為當今的世界、當今的亞洲，特別是當今的中國，已不同於百年前。而日本也不是百年前的日本。日本政界人物只有早日轉換腦筋，才能獲得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 張可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