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德國朋友給我講過一個政治笑話，說德國總理問一位經濟學家，為什麼德國沒有世界一流的經濟學家？這位經濟學家回答說，總理你千萬不要擔心，因為如果有世界一流的經濟學家，就沒有世界一流的經濟了。換句話說，在美國及西方特別是戰後形成的經濟學出了大問題，首先就是沒有成功預測2008年金融危機，甚至可以說它成了導致這場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
同樣，過去30年來，西方學者對中國大陸未來的預測，包括許多大牌中國問題專家，大部分都是錯的。坦率地講，一方面是意識形態的偏見使然，他們總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不行，美國模式代表著中國未來。另一方面，我想恐怕是西方的政治學、經濟學、新聞學、社會學、法學等理論及其方法論本身存在著巨大的局限。由此我提出，社會科學研究要考慮“改變範式”的問題。
在歐洲生活20多年，我感覺西方模式遇到巨大挑戰。對於採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國家和社會來說，基本上兩種結局，一種是“從希望到失望”，另一種是“從希望到絕望”。失望的更多，包括所謂第三波民主化的國家，相當一大部分是“扶不起的阿鬥”，完全靠西方援助。
我們質疑西方民主理論體系的一些基本預設，我把它們稱為西方民主理論的“基因缺陷”。一個預設是“人是理性的”，認為人會通過認真思考，投出理性的一票，但現在選民已經越來越民粹。另一個預設是“權利是絕對的”，但中國文化所提倡的權利和義務的平衡才是真理。
為什麼非西方社會採用西方民主制度，失敗概率這麼高？我把西方制度概括為由分到合，即社會由不同利益集團組成，每個利益集團都有其代表，通過多黨制的競爭、票決的方式，把分裂的碎塊重新整合起來。非西方社會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只要它分裂了就再也整合不起來，比如臺灣、泰國、蒙古、菲律賓等，甚至包括今天的許多西方國家本身，比如美國，它也越來越整合不起來了。
到現在為止，共產黨還是代表大多數人的政黨，而不是少數人或一部分人的黨。這是最關鍵的。打比方說，100個最富的中國人是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決策的，但在美國，大概50個最富的人就可以左右白宮了。
中國模式一個主要特點可概括為選賢任能。現在中共政治局常委大都有兩到三任省委書記的經歷。如果按照西方一人一票才算民主的邏輯，中國的政權沒有合法性，但如果按照中國人選賢任能和“治國必須靠人才”的邏輯來看，美國政府沒有合法性。
在臺灣，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從未中斷，百姓總體上比較溫良恭儉讓，但臺灣政治和媒體卻相當偏激、對抗甚至粗暴。那麼，臺灣有沒有可能在中國文化的基礎上，尋求一種不是“為反對而反對”的民主模式，而是一種協商性的民主之路呢？
中國大陸今天在很認真地探索協商民主。以大陸的五年計劃為例，意味著在各層面上進行成千上萬次的磋商，是真正的民主，從而對國家產生長期指導。以上海浦東為例，浦東發展戰略從1990年制定，一以貫之至今，從而創造了今天的浦東奇跡。在我看來，上海是不怕與紐約競爭的，以此類推，中國模式也不怕同西方模式競爭。▲（張維為 作者是復旦大學特聘教授。本文為作者近日在春秋研究院與臺灣中研院政治學所民主問題座談會上的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