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國無外交，國家強大了，外交官才有地位，才有空間。當外交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難就難在如何掌握平衡。在處理重大外交事件時，首先要想清楚我方的利益是在哪？第二要明白問題的癥結在哪？如何又維護我方利益，又保持兩國關係大局，把這個棘手問題解決掉。
中美建交30多年來，要維持中美關係的發展，同時又要維護我們的原則和立場，在這兩者之間找一個平衡，在鬥爭中求發展。在兩國的交往中，確實出現過不少危機事件，有些筆者也親身參與過，比較有代表性的是2001年的中美撞機事件。中美撞機事件是美軍對我國抵近偵察的一個直接後果，影響非常大，當時兩國對立的情況比較嚴重，雙方民眾的情緒也都起來了。我駐美使館與美方溝通也變得困難起來，甚至被取消面談，只能發傳真溝通，展示我方政策、態度和立場。當時國家領導人給外交部的指示是“你道歉、我放人”，外交部後來就是根據這六個字，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要讓美方道歉，從英文上講apologize是正式的說法，但是想讓美方按照這個原則進行道歉很難，可是美方不道歉，問題又解決不了。所以圍繞這個道歉的措辭，中美雙方進行很多次的談判，最後達成一致，第一是美方向遇難飛行員王偉的家屬、戰友和中國人民道歉；第二是美方對未經中方機場塔臺口頭許可就降落海南陵水機場進行道歉。後來，美方在致中方信中就道歉問題用的措辭是“very sorry”。翻譯成中文就是深表歉意。這可能是當時拿到的最好結果，否則中美雙方就會僵在那裏，解決不了，中美關係就會受到很大的衝擊。在某種程度上說，這就是外交，要找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
實際上中美《八一七聯合公報》也是這個情況。建交時，美國承諾三條“斷交、撤軍、廢約”，卡特政府同意了。但是後來在對臺軍售問題上出現反覆，表態稱“最多停止對臺軍售1年”。這就給中方出了一個難題，到底建交還是不建交？後來，鄧小平同志指示說，建交以後再解決這個問題。筆者認為，這是個大智慧。因為那個時候中美建交是大局，背景是我們提出了改革開放的政策，中美不建交改革開放也就不完整了。中美關係正常化之後，確實帶動一大批歐亞、拉美國家與我國建交。中美建交後，雙方圍繞對臺軍售問題進行談判，裏根政府上臺前後又提出在臺設立“聯絡處”的問題，這其實是一個沒有其名但有其實的“外交機構”，中方無法接受，鄧小平同志提出“關係不惜倒退到建交之前”，這給美方帶來很大壓力。在這個情況下，美方同意“對臺軍售在品質上、數量上逐步減少直至最後解決”。這雖然對美國停止對臺軍售沒有拿出一個具體時間表，但在當時的情況下，這已是最好的結果了。▲（周文重 作者是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前中國駐美大使，薛小樂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