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安靜卻又具有深遠意義的變革正在美國“千禧一代”（出生於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人）醞釀。他們希望改變資本主義的根本教條，即“消費即快樂”的消費至上主義。雖然這些人並不完全抵觸消費，但因為體會到美國特有的消費至上主義的消極一面，並且意識到資本主義制度在可持續性與道德層面的根本性問題，他們不再擁抱消費至上主義，轉而思考面向未來的新型消費心理、消費模式。
一些市場化機構以及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調顯示，美國“千禧一代”對環境事業表現出強烈關注，並且觸碰到了一個更廣泛的問題，即消費至上主義能否造就幸福的生活與和諧的社會。儘管許多美國年輕人喜歡用電腦，把蘋果手機放在枕邊睡覺，但是他們對消費至上主義的消極一面表現出了擔憂。
近期，筆者對波士頓地區的大學生開展一項調查，發現大多數學生表示更願意生活在一個消費至上主義痕跡不那麼濃重的社會，因為消費至上給他們帶來以下困擾：為了佔有更多資源，進入更多競爭；間接拉大了他們與家人、朋友的距離；帶來了對環境並不友好的生活方式；間接引向了更大的不公平，有人尋求獲取更多，卻不惜以犧牲他人利益為代價；減弱了對公共生活的興趣；淡化了人們對人生意義的追尋。
這些對消費至上概念的負面感受，已經反映在人們的消費行為上。大約有25%的“千禧一代”不想買車，當他們的父母在他們這個年紀時，這個比例是10%。1978年，67%的17歲美國公民有駕照，但在2010年，這個比例是45%。當然，這些數據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收入、信貸等因素的變化。
人們對消費至上主義消極感受的背後，隱藏著美國資本主義制度在可持續性與自由問題上的根本弊端。舉一個例子，上世紀20年代，洛杉磯有巨大的有軌電車系統，人們在市內出行幾乎不需要私人汽車。通用汽車公司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買下整個系統，並將它廢除。因為選擇少了，所以更多人開始購買汽車。這是“強迫消費”的一個典型案例，也是美國“非自由”的一種表現。
許多對消費至上主義有所不滿的美國人開始在個人生活中尋求改變。一些學生開始自己種植農作物；許多人開始住得離工作地點更近，步行或者騎車去上班；還有人開始加入“共用經濟”。但是，要真正限制美國消費至上主義，需要更大的變革。大公司權力應該有所限制；相關法律也應該有所修改，加強對工人與環境的保護；品質應該代替數量，成為經濟和文化是否成功的指標；政府稅收政策和監管措施需要注重改變極端不平等現象；對於公共交通、社區產業以及國家公園等的公共投資應該有所加強。
這樣的系統性轉變在美國的政治環境下十分困難。但是，類似的變化也是世人在21世紀需要共同思考的問題。中國已經開始追求一種有別於美國的發展道路，探索一種新型社會經濟安排，這有助於中國解決自身面臨的問題，也有助於拯救我們這個星球。（查爾斯·德伯 美國波士頓學院社會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