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登6月17日參加英國《衛報》網站回答網友提問時提到，美國媒體會對任何涉及香港或中國內地的東西做出“紅色中國”的“下意識反應”，目的是轉移人們對美國政府不當行為的注意力。他說自己在揭秘前就預見到這種“中傷”。顯然，美國媒體的下意識“涂紅”是對當代中國的一種“抹黑”。
我們看一下斯諾登事件的幾個關鍵詞，“網路”、“監控”、“叛徒”、“間諜”、“中國”、“香港”，這些詞在美國輿論中意義都非同一般，“斯諾登是中國間諜”的指控在中國人聽起來很荒唐，但在美國卻是順口而出的推導，幾乎不需要製造。
這種下意識並不是第一次表現出來，儘管這次的再現毫無新鮮感，無聊乏味，甚至連“臺詞”都沒有變，但它還是被一些人當做“武器”耍弄了一番。不難看到某些華盛頓人士的對華意識形態“偏執症”多麼冥頑。
這個“下意識”是怎麼形成的呢？有一部分美國人應該是“無知的下意識”，出於他們對當代中國的偏見和條件反射，他們的思維還停留在把誰都當成“可怕的共黨間諜”的麥卡錫時代，以為今天的中美仍是當年的美蘇。他們真應該睜眼看世界，睜眼看中國。
另有一部分美國人是“故意的下意識”，說斯諾登是中國間諜的美國前副總統切尼和美國眾院情報委員會主席羅傑斯就屬於這一類。他們很清楚，歷史已翻開了新的一頁，中美進入一種既競爭又合作的新型大國關係。但他們在中國蒸蒸日上的國勢面前心理失衡，總不願意光明正大地和中國競爭，總想搞些小動作。令人擔心的是，這類人往往非無名小輩，有的手握重權，他們有按照自己的偏見“校正”美國對華政策的能力。
更多的美國人對華則幾乎“無意識”，只有涉及自身利益的部分才關心。他們是各方爭取的對象，我們也應該爭取他們。但很多時候，他們常被上述部分美國人誤導。由於一些美國人對中國的下意識敵視，再加上美國輿論對中國可能成為敵人的長期渲染，製造了美國社會一種心理預期。製造假想敵是美國激勵自身的傳統做法，而中國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再好不過的假想敵。這是為什麼說“斯諾登是中國間諜”在美國有很多人信的根本原因。這種社會土壤越來越牽絆著中美關係朝前邁進的步伐。
近年來，“西方陰謀論”在中國輿論場上遭遇密集反省和頗為嚴厲的批判，與此同時，“中國陰謀論”卻在西方特別是美國影響日甚，連高官都在說。這種反差的背後，是中美社會心理的逆向變化，兩者都有走極端的傾向。
中國的批判者認為，“陰謀論”是狹隘的、不自信的。這話現在看來應該特別說給美國人聽，尤其不能把狹隘和不自信帶入對華戰略設計。斯諾登事件也教育了一些對美國抱有天真幻想的中國人，他們甚至不相信西方對華存有敵意。
斯諾登事件是中美關係的一個意外，卻把兩國關係的一些潛在病症暴露出來。中美建立起什麼樣的新型關係，其中一個關鍵在於美國是否能超越斯諾登說的那個“下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