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教的確為我們提供了觀察當今世界政治的重要視角，而土耳其作為伊斯蘭世界較為成功建立穩定的世俗民主制的國家，無疑也會為我們觀察當今中東的劇變提供重要的參數。
必須預先聲明的是，這並不意味著筆者將伊斯蘭教本身視為問題關鍵，也並不意味著筆者認為“土耳其模式”就是一個成功、穩定且值得推廣的模式。
“土耳其模式”淺析
關於“土耳其模式”，存在許多爭議，甚至有人認為並不存在所謂的“土耳其模式”。
儘管有關“土耳其模式”的說法沒有什麼定論，但這個問題的提出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兒。它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初。隨著蘇聯崩潰，中亞地區出現了幾個獨立的國家，它們大多數是由講突厥語的民族構成的。在談論這些國家的未來時，同樣是講突厥語的、位於小亞細亞的土耳其共和國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參照。
可以說，土耳其相對成功的政治和經濟現代化經驗，為這些有著相似文化的中亞國家提供了某種可供傚法的“模式”。當然，即使土耳其也曾努力地輸出它的“模式”，但是，至今中亞諸國也沒有實現所謂的“土耳其化”。
2005年，布希政府制定了“大中東民主計劃”。時任美國國務卿賴斯就曾在當年暢談過“土耳其模式”，即在一個穆斯林國家成功地建立了穩定的世俗民主制度。土耳其是北約中惟一的穆斯林國家，長期以來是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戰略盟友。土耳其的世俗民主制度被美國的決策者視為“榜樣”，尤其是針對伊拉克的民主改造，土耳其也是美國的參照對象。由此可見，美國的自由民主意識形態決定了其將土耳其作為穆斯林國家的未來模範。
那麼，“土耳其模式”的內涵是什麼呢？筆者認為，這需要從土耳其的歷史發展進程來做較為系統的梳理，而不能只看到土耳其當前的國家政治形態。
首先，“土耳其模式”是歷史地形成的，它經歷了非常漫長的過程。從1923年土耳其共和國建立，到2002年正義與發展黨(AKP)上臺，經歷了近80年。在這一過程中，土耳其首先在凱末爾黨人的統治下經歷了激進的西方化改革(1923年-1945年)，這一改革是在一黨制威權主義統治下實現的。從1946年開始，土耳其投入西方陣營，開始向多黨制民主過渡。這個過渡過程實際上非常漫長，1961年、1970年和1980年，幾乎每隔十年就發生一次軍事政變。
當然，軍事政變的發生與民選的文官政府無力維繫政治和社會秩序有關。在上世紀80年代以後，土耳其雖然再也沒有發生直接的軍事政變，但是，軍方一直充當了民主秩序的保護和維繫者。即令如此，土耳其民選的文官政府依然呈現動蕩和破碎的格局。
直到2002年，脫胎于伊斯蘭主義政黨的正義與發展黨上臺，才形成了較為穩定的政治局面，開始建立較為穩定的民主制度。正義與發展黨連續執政近十年來，土耳其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的發展都日趨成熟和穩定，尤其是在政治上，已經可見一個較為穩定的兩黨制格局在土耳其的形成。
其次，“土耳其模式”的性質是複雜的，其底蘊在於西方化、世俗化和民主化。對於成為一個西方式國家的嚮往，是土耳其這個國家推進現代化的動力和基礎;土耳其的民主化又以長期且較為徹底的凱末爾主義世俗化為底色。凱末爾黨人的世俗化首先就是實現政教分離，將伊斯蘭教“私人化”，使其僅僅作為一種精神信仰存在，並竭力打壓和清除伊斯蘭教作為政治和社會組織紐帶的角色。這使土耳其的現代大眾政黨得以在嶄新的基礎上建立並組織起來。
最後，“土耳其模式”並非完全穩定，其未來發展有待進一步觀察。尤其是隨著正義與發展黨日益鞏固其一黨獨大的政治地位之後，通過修憲、對軍方的污名化以及對反政府人士的打壓，又開始展現其伊斯蘭主義的基本訴求，這是否會最終改變“土耳其模式”的世俗民主本質，還有待於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