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依然處在暴力衝突中。兩年前時任總統穆巴拉克在美國盟友的壓力下被迫下臺時，他訓斥美國人不懂中東政治，不知道這裡的政治有多複雜，並預言美國人將為此付出代價。這確實是美國人的尷尬。美國對外一直奉行利益與原則兩大政策，而當利益與原則發生衝突時，美國人自稱原則優先。美國對外政策的原則是什麼呢？無疑就是推廣自由民主。自由與民主無疑是全世界最流行的具有道德優勢的觀念，但是它們為什麼處處碰壁？從第三波民主化到所謂的“阿拉伯之春”，“民主回潮”和“無效民主”國家比比皆是，挫敗的埃及民主只不過增加了一個鮮活而血淋淋的案例而已。
既然埃及不是特殊的例外，其中必然存在某種政治密碼即政治命理。而目前西方學術界對民主化挫敗的解釋基本上是盲人摸象，比如政治文化論者認為民主失敗國家的政治文化與民主格格不入，但是忘了同樣政治文化的不同國家在民主政治上表現大相徑庭；經濟論者認為只有當經濟發展水準更高時民主才能更好地存活，但是忘了即使每人平均GDP很高的國家若社會結構差距過大，民主也不會好到哪去；更有博弈論信徒居然天真地認為只要民主的主要玩家理性地博弈，民主就能成功；制度論者相信實行了議會制就比總統制更有利於民主鞏固，事實上這是將政治當作與其他條件無關的真空。凡此種種，都是似是而非，隔靴搔癢。
當西方人對其他國家推廣民主時，他們事實上忘記了自己的歷史，把民主極端簡單化，二戰後西方國家建構出來的“自由民主”被簡單化為“競爭性選舉”，結果給其他國家帶來的不是福音。在西方國家的歷史上，競爭性選舉的民主形式只是國家建設中的一個要素而不是全部要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要素，而且是時間性極強的要素。這就是理解民主成敗的“政治命理學”，即國家建設理論。
國家建設說到底涉及兩大方面，一是能夠穩得住的國家權力，二是公民權利的實現。其中權力是前提，可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但權力的最高目的應是保障公民權利。
什麼威脅著國家權力？民族分裂主義、教派對立和基於社會結構之上的階級衝突，而競爭性選舉在很多國家強化了固有的階級結構和教派對立，比如從印度、菲律賓、泰國、墨西哥到伊拉克、埃及，在有些國家則直接導致國家失敗和分裂，如蘇聯。原因很簡單，競爭性選舉以黨派為基礎，黨派則多以民族、宗教和階級為單位，而這些類型的政黨具有強烈的使命感，意識形態化的選舉動員必然擴大了競爭性選舉的裂度。所以，在多民族、教派對立和貧富懸殊過大的國家，如果不存在“國家認同”的共識，競爭性選舉將直接威脅國家權力。二戰後世界上國家數目急劇增加，競爭性選舉功不可沒。
即使不存在民族分裂主義、教派對立和階級衝突，如何維護國家權力也是首要問題。西方國家民主化之前的國家建設首先是法治，然後是合理的分權與社會自治，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最後才是普選。這是英美式西方國家的國家建設史，即國家建設是諸要素時間上的遞進關係，經過幾個世紀才有今天的模樣，漫長、有序而穩定，因此民主可謂世界工程。西方人忘記了或者刻意淡化自己的歷史，企圖逆襲，以其時間順序上的最後要素當作改造其他國家的第一方案，結果很多國家因不穩定而出現“民主的回潮”，出現西方人所謂的“選舉式獨裁者”和“競爭性威權政體”。
即使在國家權力有穩定保障的前提下，公民諸權利的實現也具有時間上的順序性。公民權利不是我們所簡單化的政治選舉權，對大多數老百姓來說還有更重要的經濟權利以及以社會保障為核心的社會權利，它們之間實現的時間性直接決定了民主的品質甚至民主的成敗。對於西方國家來說，依次是經濟權利、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也就是說，即使政治權利實現了，也不能使國家穩定下來，老百姓還是不滿意，二戰後只有建成了福利國家，西方國家才在大收買政治中穩定下來，民主才有今天的成就。而在埃及和很多類似的國家，在經濟權利和社會權利都得不到保障的前提下，政治選舉權在一夜之間到來。穆斯林兄弟會的穆爾西靠選舉拿下政權，但是經濟權利和社會權利都得不到保障的自由派中產階級最終也是靠民主的辦法即遊行示威拿下穆爾西。
權力與權利之間的張力，以及權力諸要素和權利諸要素內部的張力和時間性錯位，是理解埃及式民主悲劇的政治密碼。世界政治中的國家利益決定了玩家們總是要把複雜的歷史簡單化，把歷史政治化，甚至為了政治目的而刻意掩蔽歷史。因此，並不武斷地說，西方民主化理論其實是不靠譜的政治教科書。企圖在一夜之間跳躍“過程”而直奔“模式”，最終將是漫漫長夜。（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比較政治制度研究所所長）
原標題:理解埃及式“民主悲劇”的政治密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