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是日本首相安倍執政一週年的紀念日。就在這一天，他選擇了去靖國神社正式參拜。
在參拜後，安倍隨即拋出了早已擬好的“首相講話”，列出幾條理由來為其行為辯護：第一，哀悼與尊崇為國犧牲的“英靈”；第二，向“英靈”彙報政權一年來的表現；第三，無意傷害受害國人民的感情；第四，對參拜靖國神社演變為政治與外交問題表示遺憾。
細品這篇可謂精心雕琢的“範文”，雖匠心獨運，但並不使人信服。
稍微懂點日本近現代史的讀者，大多清楚這樣一個事實：靖國神社並非普通意義上的神社。在日本近代以來對外發動的戰爭中，這裡作為日本國家神道的組成部分大多扮演了重要角色。2004年，利用神社春季大祭之機，筆者曾專程到靖國神社調研。當時正值日俄戰爭100週年，神社內的“遊就館”為此舉辦了大規模的紀念活動。大量武器原型赫然擺放展廳，美化戰爭的宣傳圖片與激揚的文字令人窒息，加上身著戰前軍裝高呼口號者製造的喧囂，這一切很難與本應無關政治的普通神社對上號。
我們再看看，靖國神社究竟祭祀了哪些人。這裡之所以備受世人關注，其突出表現是祭祀著被東京國際法庭判處死刑的東條英機等七人及在服刑中死去的梅津美治郎等七人共計14人的甲級戰犯。毫不誇張的說，上述人物是發動侵華戰爭及太平洋戰爭的罪魁，也是血債纍纍的劊子手。這就是安倍語境中應該哀悼甚至是尊崇的“英靈”。
更何況，在舉世關注日本現任領導人是否參拜的情況下，安倍此番舉動也很難不傷害廣大受害國人民的感情。由此，也註定會成為政治與外交的熱點問題，甚至給日本帶來一場從未有過的“參拜地震”。
對安倍來說，這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政治行為藝術”。既然敢高調去“秀”，就意味著他已經做好“挨批”的準備，甚至不排除有應對預案。
此次安倍是有備而來。在這一行為的背後，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
二戰後，日本無奈地接受了事實，用極其複雜的心態去“擁抱戰敗”。很長一段時期以來，日本沿著“吉田主義”確立的各項原則，致力於經濟發展，但在決策層的戰略算計之中，大國志向並未消泯。反而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和國際局勢的變化，日本變得更為迫不及待，急於改變“經濟一流”、“政治二流”和“軍事三流”的不均衡狀態。早在中曾根康弘執政時期，日本就正式吹響了政治大國的號角。到了安倍任內，以修憲強軍為代表的軍事崛起的意味則愈發明顯。12月17日，被稱為“安保三箭”的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防衛計劃大綱》以及《中期防衛整編計劃》同時出臺。此前，作為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兩個“車輪”的“國家安全會議設置修正案”及“保密法案”也得到眾參兩院通過。特別是圍繞“保密法案”的審議，還引發了一場持久的政治動蕩，安倍的支援率也一度急挫。
由上觀之，安倍選擇參拜靖國神社，似乎借機在“宣泄”一種情緒，既包含從“擁抱戰敗”轉向“擺脫戰敗”與軍事崛起的大國志向，也包含對日本國力相對衰落的焦慮與無奈，甚或有因無法打開對華、對韓外交僵局的不滿與“破罐破摔”。
與此同時，此番參拜“致敬”的意味也頗為濃厚。應當說，安倍所要“致敬”的，是一個相互關聯的“三位一體”的系統，既有他稱的為國犧牲的“英靈”，戰爭遺族與右翼分子，還有對一年來執政成績的“自得”。
通過“宣泄”，安倍意在抒發日本面對大國志向與嚴峻現實割裂所產生的焦慮和憤懣；通過“致敬”，安倍力圖打造一個“有言必行”的強有力政治家形象，以喚起保守輿論的支援，進一步鞏固執政基礎。
以上便是安倍此番參拜的邏輯，雖刻意粉飾但難以服眾，甚至揭示了一幅令人憂心忡忡的圖景，即世界將如何面對一個曾多次發動侵略戰爭、對自身地位極度不滿、意圖軍事崛起的日本。在上述邏輯並不成立的情況下，安倍甘冒如此政治風險仍執意參拜，既挑戰了戰後確立的國際秩序，有違國際道義與人類良知，也損害了東亞來之不易的和平與合作的局面，實非明智之舉。從長遠看，對安倍政權乃至日本的國家形象來說，“失分”遠大於“得分”。（作者：張勇 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中日關係研究中心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