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執政黨為避免被迫“內閣總辭職”的風暴打擊，以及避免輿論就此議題上過度發揮，導致失票嚴重，威脅執政地位，必須得有人及時出來擔責，因此才有總理的辭職。
4月27日上午，韓國總理鄭烘原召開發佈會，稱應對“歲月”號沉船事件負責，決定引咎辭職。鄭烘原痛心疾首，泣不成聲，一副“罪人”之狀，令人唏噓。有評論說，鄭烘原的辭職，與韓國官員的知恥文化有關。
其實，鄭烘原的辭職，主要是迫於外界壓力，並不是主動選擇。
韓國政府在“歲月”號事件預防與救援等環節上出現了太多問題。客輪為舊船改造，重心上移，不宜超載，卻長期失監。客船出現傾斜，到開始沉沒之間，足有一個半小時的充裕疏散和逃生時間，卻無一個有效的機構或管理人員行使有效的指揮，船長自顧逃命。政府介入後，前後資訊發佈矛盾，援救緩慢，力量投入不足。種種問題，連環發生，導致事故危險性的擴大。“歲月”號事件，與其說是天災，不如說是人禍，是“政府之禍”。
在認定“政府之禍”的問題上，韓國各方政治力量已形成共識。在有的議員敦促下，有關方面作出了“歲月”號為“病船”的報告，直指內閣政府監管不力的弊端，暴露了事件在“防患于未然”機制上存在結構性缺陷。事件發生後，媒體與輿論、民間抗議問責，已經把現政府置於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中，甚至有議員提出了“內閣總辭職”的極端方案。民間抗議者對鄭烘原又是摔瓶子又是潑水，代表了民眾之怒。
在這樣的壓力下，執政的“新國家黨”為避免被迫“內閣總辭職”的風暴打擊，以及避免有人在此議題上過度發揮，導致失票嚴重，威脅執政地位，必須得有人及時出來擔責，必須要進行有效的“政治危機公關”。如果總統為此辭職，對執政黨衝擊實在太大，所以，最合適的擔責者非總理莫屬，鄭烘原即使不願辭職，也會在各方的壓力下，不得不辭職謝罪。
鄭烘原辭職時機的選擇上，也可以看出他的辭職非出於“恥感文化”，而出於政治壓力。鄭烘原宣佈辭職之時，正值“歲月”號事件發生11天之後、救援工作還遠遠未結束之時，尚有百多人下落不明，沉船打撈等還未全面展開。若沉船事件發生後，韓國政府及時把困在沉船裏的人員營救出來，鄭烘原反而會以成功指揮者的形象出現於世人面前。韓國政府曾一度發佈過被困人員全被救下的假消息，就表明他們對事件的“反轉利益”的追求是多麼急不可耐。對於這樣一個時點上的辭職，韓國有輿論則批其“撂挑子走人”，是不負責任的。
韓國在廉政道德上的確成就非凡，但在鄭烘原的辭職上，如果僅觀察為是一種個人道德潔癖，則是對其政治責任的混淆，忽視了輿論與制度性的“擠出效應”。在鄭烘原之前，已經有多位總理引咎辭職過了，如李海瓚，他們全不是“道德聖徒”的救贖行為。（和靜鈞 作者係察哈爾學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