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如何解決“丐幫”問題的
聾啞乞討者：被控制的“木偶”
1997年7月初，我和家人在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接機。來得過早，我們心神不寧地圍著個小餐桌。這時，疾步過來個墨西哥裔的年輕人，在我們每人面前放了個東西，還放下張字條，轉身就走。我不是紐約人，第一次遇到這樣事情。那是個鑰匙圈，挂著個小地球儀，字條大意是：我是聾啞人，請付一美元。他們有兩三個，快速地在各餐桌派發。我很自然就掏出錢放在桌上。嫂子是紐約人，她勸我說，聽說這是被犯罪集團控制的聾啞人，如果大家都不給錢，這樣的“行業”就不會持續。我將信將疑，還是沒有把錢收回。不久，那個年輕人轉回來，他面無表情，飛快地掃過桌面，取走了字條、錢和我嫂子沒有動的那個鑰匙圈，飛速離去。
我把小地球儀帶回南方的家。看到它，心裏就有點不踏實。沒料，懸案很快有了解答。我讀到的新聞故事是這樣的：
我離開紐約才幾天，1997年7月19日，星期六，已經半夜，四個墨西哥裔的年輕人，三男一女，走進紐約皇后區第115警察分局。他們轉一圈又走了出去，然後又回來。猶豫著，來來回回，直到淩晨四點。最後，終於下決心，掏出一封揣了很久的信，交給警察。他們是聾啞人。那是一封用西班牙語寫的舉報信。
他們舉報一個墨西哥裔的黑幫集團。有一批聾啞人，被黑幫集團偷渡過來，在紐約淪為奴隸，他們人生地不熟，一直被威脅：假如說出去，立即會被殺死。可是，他們實在是走投無路，冒死一搏。
這些墨西哥裔黑幫中，有的自己也是聾啞人。他們專去墨西哥的聾啞學校，謊稱招工，答應送年輕學生到美國，給一份好工作，包吃住，而且宿舍會很舒適。總之，前景誘人。他們偷渡這些學生到紐約皇后區，把他們像沙丁魚一樣塞在兩個公寓裏，擁擠程度完全超過法律規定。黑幫很容易控制身處異國的聾啞人。從此，他們被強迫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八小時，工作就是兜售帶小飾物的鑰匙圈，當然，所有收入都被黑幫拿走。賣得不好就被懲罰。他們被毆打虐待，不能吃飽，還有，就是被威脅不準對外界透露。警方接到報案立即行動，當天就解救了所有共六十九名受害人，其中十二名兒童。取證非常困難，警察找來翻譯，受害人分別使用墨西哥不同地區的聾啞人手語，好不容易才把證據拼湊起來。最後，涉案的黑幫成員全部定罪。
新聞中說，這些鑰匙圈售價一美元，帶有小飾物，例如，小棒球棒、小地球儀，兜售地點，有大街、地鐵站，還有機場……所以，那就是我遇到的他們。
懲惡也是對“丐幫”的解救
說起上面這些，是因為前段日子看到中國丐幫報道，他們用殘酷手段將綁架的成人兒童致殘，逼迫乞討。這樣的手法在印度一直就有，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就有報道，一直到今天還在繼續，獲得第81屆奧斯卡金像獎的電影《貧民窟的百萬富翁》，就刻畫了丐幫弄瞎兒童雙眼和警方任意酷刑的社會細節。這也是我對印度始終持保留態度的原因之一。已經是21世紀了，這是社會的最底線指標。
美國是個特殊國家，大多數國民都是先後來的移民，帶來了全世界的活力，也帶來了全世界的罪犯和幫派，電影《教父》風靡全球，背景就是上世紀義大利西西裏島黑幫在美國施展身手。各國黑幫都在這裡躍躍欲試，什麼情況都有。有些很隱蔽，上個星期，在我去過多次的肯塔基州路易維爾市，一個陳姓中餐館老闆也被發現“蓄奴”。他通過華人黑幫偷渡組織，運來十個華人勞工，每天長時間工作，幾乎沒有什麼報酬。工作之餘，他們就是被關在這位“奴隸主”的地下室，交通是靠這位老闆用箱型貨車運送，裏面擠放木頭條凳。來了幾年，他們都搞不清楚自己身在何處。最後，聯邦調查局循蛛絲馬跡調查才把受害者解救出來。美國犯罪應該比其他國家都猖獗和難以控制。和其他法治國家一樣，它也經歷了從法治的不完善到完善的過程，也經歷了警方防不勝防、束手無策，也是從一個混亂局面慢慢厘清。
那麼，法治完善和不完善，差別到底在哪？差別在於程式的制度性規範。
今天美國人都知道，在紐約這個案子裏，不是因為執法人員有良知，而是既定程式在起作用。接受報案後必須如何處理，是作為程式被設定在警局的規範裏，立即解救是警員工作的法定程式，假如警員不執法，他一定會受到瀆職懲罰，說得不恰當一點，警員在這個時候，相當於程式執行中的一個機器人，就是接到報案，程式啟動，他就毫無懸念地會出發執行。雖然這也壓縮了必要的執法溫度；也有個別案例，是利用程式的刻板加害他人。可是，它的基本效果還是正面的。一個法治完善的國家，就是全國警局的規範都會大同小異，這也是多年努力的結果。在一個各國罪犯花樣百齣、各顯神通的美國，最後能夠維持今天的治安，制度起了關鍵作用。
當法治不完善，執法部門沒有必須執行的規範，可以因某地某執法人員的良知責任心，認真履行職責，但是，它也可以因某地某執法人員的忽略，就接案不執法。
本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世界各地，清除犯罪都是長期不斷的戰役。關鍵是，必須確認警方始終站在正義一方，堅持不懈地在努力除惡。這不是一個抽象要求，而是一個個細節敲定、確保執行的制度規範。（林達 旅美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