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參考消息8月26日報道【日本外交學者網站8月21日文章】題：日本的“新民族主義”(作者丹尼斯·麥科納克)
澳大利亞前外長加雷思·埃文斯最近撰文指出，在分析中國和日本之間常存爭議的關係時更應該確定立場而不是選邊站。現實情況比許多政治觀察人士和記者們所分析的要複雜得多。尤其是西方媒體總是刻畫出一幅好人(日本)對壞人(中國)的景象，這不僅忽視了這種關係的歷史因素，而且常常連真相也忽視了。
西方仍清楚地記得二戰時美國和日本的敵對，而那時日本兵在中國、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亞和緬甸據估計殺害約3000萬各國民眾的暴行也依然被東方人所牢記。雖然日本被認為在戰敗後奉行了和平主義，但任何民族主義的跡象都會遭到亞洲前被佔領國的強烈譴責。
中國在經濟和軍事上的崛起，再加上朝鮮的核野心使得一些日本團體開始質疑軍事力量的作用受限。這就在日本培育了一種新的民族主義，並可能預示著日本要逐漸遠離以前推行國際政策的方式，即“支票簿外交”，同時引發了有關日本今後外交政策選擇的激烈爭議。
首相安倍晉三的保守和鷹派立場則進一步助燃了這種民族主義，安倍不僅自己在2012年年底實現了重返權力寶座，還在全世界推廣“日本回來了”的主題。他試圖修改教科書，即實行批評人士所說的對日本戰爭歷史的粉飾。
今年8月中旬，兩名日本內閣成員和80多名議員參拜了被視為日本軍國主義象徵的靖國神社。這類行為照例引起其亞洲鄰國的憤怒。
外界還擔心安倍很快會成功實現其修改憲法第九條(內容是關於禁止將戰爭作為解決國際糾紛的方式)的誓言，從而使日本能夠行使集體自衛權。
在《民族主義的基本特徵》一書中，喬治·奧威爾寫道，“民族主義者不僅不反對己方所實施的暴行，甚至還有著對其充耳不聞的非凡能力。”駐東京記者柯克·斯皮策也贊同這一觀點，他指出，真正了解日本的觀察人士知道，日本與鄰國的領土糾紛其實並不是關於二戰侵略或古代歷史說法的。其中蘊含的真實涵義是日本人不願承認他們在對亞洲的長期殖民統治中犯的錯誤。
日本對其歷史的闡釋程度將會影響到現政府的行動和政策，並對推動一種可被認為是戰後日本國際關係分水嶺的新民族主義起著重要作用。也許日本民族主義的新焦點應該是從正反兩面認識和接受過去的事件，並著眼于其國際身份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