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亞洲民主(化)的吊詭
今日出版《參考消息》刊發新加坡學者鄭永年撰寫的《亞洲民主來自四種途徑》一文。文章認為，亞洲並沒有類似西方那樣的“妥協文化”。亞洲盛行的歷來就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不妥協文化”。在沒有妥協文化的情況下，民主出現“吊詭”，民主的結果往往是“反民主”。
【新加坡《聯合早報》10月7日文章】題：亞洲民主(化)的吊詭
傳統上，亞洲國家和地區並沒有發展出近代西方意義上的民主體制，亞洲的近代民主體制不是本土的產物，而是從西方輸入的。歷史地看，亞洲民主政體的產生主要有幾種途徑。
第一，殖民地的遺產。很多亞洲國家曾經是西方的殖民地。在殖民地期間，亞洲沒有一個地方成為民主國家，因為殖民地關心的僅僅是殖民者的利益。(香港的民主也只有在香港要回歸中國之前，英國人才引入了英國人所界定的“民主”。)
第二，西方對亞洲國家和地區的“佔領”。二戰後美國對日本的佔領就是典型的例子。在佔領期間，美國幫助日本發展出了日本形式的民主體制。不過，這種通過他國“佔領”而快速催生的民主，也給日本留下了無窮的問題。日本現在正在進行的所謂的“國家正常化”，無疑是要修正美國“佔領”之下所確立的憲政政治體制。
第三，在外壓下的內部民主化。內部民主化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政治動力結合的產物。這裡的民主化主要表現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統治階層之所以要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主要是迫於外部地緣政治壓力，通過民主化來繼續求助西方和美國的支援。但同時，統治者也面臨內部的民主化壓力。韓國和臺灣是典型的例子。
第四，自下而上的民主運動。在這種情形下，民主化大多是一些政治理想主義組織的民主追求，香港正在發生的就屬於這種類型。參與民主運動的群體很複雜，但往往是理想主義者或者政治功利主義者動員起來的對現狀不滿的各個社會群體。
民主有生命力但很脆弱
無論是作為一種解決問題的制度安排，還是作為一種體現政治價值的制度安排，民主歷來就是一種既具有生命力又非常脆弱的體制安排。說它具有生命力，是因為民主可能是最能體現政治本質的政治活動。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會有政治，而民主政治是一種比較文明(就是說公開的政治鬥爭)的政治形式。民主儘管表現為鬥爭和衝突，但其主體是妥協。有鬥爭，但必須達到合作；否則，民主就無法運作。競爭和妥協是西方民主的本質性東西。
西方長期實行精英民主，為妥協提供了數量條件，因為精英數量的多少決定了民主競爭的可行性。當然，西方民主能夠運作，不僅僅是因為民主的精英性，更是因為民主的有限性。西方提倡有限政府，體現在民主上，更是有限民主。民主是有限的，只限于那些政治人物的選舉。民主不僅和官僚體制沒有關係，和其他包括經濟、社會和文化在內的領域也沒有必然的關聯。這些非政治領域是否民主化，不是國家政治問題。
同時，民主經常表現為非常脆弱。一旦精英之間無法達成妥協，民主很容易出現問題，甚至解體。這樣的案例在歷史上比比皆是。妥協的政治文化是民主生存的前提條件。在妥協的條件下，民主是一場雙贏遊戲。
西方民主的這種妥協性，在大眾民主到來之後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參與政治的社會群體劇增，使得民主的機制不堪重負(這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過度民主參與”理論所關切的問題)。同時因為社會往往被整體動員起來，各政黨都能得到相當規模的支援者，多黨政治演變往往成為互相否定的“否決政治”。互相否決的出現，使得傳統精英民主的“雙贏遊戲”演變成為今天的“零和遊戲”。大眾民主使得政府無法有效運作，什麼也做不了，最後誰都會成為犧牲品。西方民主現在所面臨的就是這樣一種情況。
亞洲的情況更為糟糕。亞洲並沒有類似西方那樣的“妥協文化”。亞洲盛行的歷來就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不妥協文化”。傳統上，革命很簡單，只是意味著政權更替。這種文化在現代社會是否已經轉型？經驗地看，沒有。結果，在沒有妥協文化的情況下，民主出現“吊詭”，民主的結果往往是“反民主”。
“反民主”使民主價值流失
“反民主”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以“非民主”甚至是“反民主”的方式來追求民主；另一方面是追求民主的結果，使得民主本身所包括的價值流失。
就追求民主的方式來說，政治鬥爭本身沒有問題，因為民主本來就是一種鬥爭形式。但如果只有鬥爭，沒有妥協，民主就會體現為“反民主”，也就是持續的鬥爭。在亞洲，民主往往處於不間斷的全天候的政治動員過程中，並且政治動員往往求助於階級、種族、民族、宗教等一切可能的因素。即使社會不存在這些因素，政治人物和激進知識分子也會把這些因素創造出來。這樣，民主化的過程演變成為泛政治動員。更危險的是，這種過度的政治動員往往把對抗“外敵”的方式(例如民族主義)，用於對付其他社會群體(例如臺灣的“本省人”和“外省人”、香港的“香港人”和“大陸人”的認同政治)。
在社交媒體時代，過度的動員已經變得司空見慣。社交媒體擁有巨大的政治動員能力，能夠在短時間內動員起足夠的政治支援者、參與者和同情者。這很容易造成不尊重少數人、甚至不尊重大多數人的局面。“唯我獨尊”是社交媒體的主要特徵。社交媒體本應讓人們更具包容性，因為人們可以聽到不同的聲音；但實際上剛好相反。社交媒體使得人們只選擇自己需要的資訊，而不會去理會與自己不同的觀點。這樣，對民主追求者來說，民主不是眾多利益和價值的妥協，而是“我的價值的實現”。
如果民主是通過“反民主”的方式爭取而來，所產生的民主體制也必然包含“反民主”的因素。為了反對而反對，已經成為亞洲民主的最主要特點。
亞洲民主運動的“反民主”性，也表現在人們所追求的民主價值觀，反而隨著民主化的到來而消失。民主不僅僅是動員和選舉。動員和選舉只是民主的工具，而非民主的價值。當民主使得社會的經濟狀況每況愈下的時候，民主所包括的價值也會蕩然無存。這對中產階級來說尤其如此。
亞洲社會難逃歷史鐵律
最近德國的暢銷小說《看誰回來了》(臺灣翻譯成《希特勒回來了》)值得人們閱讀和思考。這本書自2012年出版以來，已經成為德國歷史上最為暢銷的小說之一。希特勒是德國民主的產物，是被人民選舉上來的。為什麼希特勒被選舉上來？因為當時德國民主失敗，無法解決社會和經濟問題，希特勒幾乎成為當時德國社會很多階層的“救世主”。但希特勒上臺之後，德國馬上就演變成為專制。今天，那麼多德國人開始“懷念”希特勒，和現在德國與歐洲經濟狀況的惡化有關，人們同樣希望“救世主”的出現。當經濟狀況惡化的時候，民粹主義式的民主的機會就來了，因為很多社會群體，包括年輕的理想主義者、失業者、學生、窮人，都會支援具有無限魅力的“救世主”的出現。《看誰回來了》描述的就是社交媒體是如何動員這些社會不滿要素的。不過，一旦“窮人”當道，民主必然走向專制。
實際上，今天出現在很多亞洲社會也同樣面臨類似的問題。除了極少數抱有政治理想主義的人物外，大多數民主運動的參與者，同樣也是對經濟狀況不滿和對自己前途感到渺茫，幻想著通過政治運動的方式，來改變這種情況而已。
尋求品質民主仍然是亞洲最為艱巨的任務。如果找不到，民主永遠會成為政治麻煩的根源。一旦民主促成了經濟的淪落，本來已經是越來越小的中產階級，必然成為犧牲品。一旦窮人再次佔據多數，民主也必然演變成為專制。這是歷史的鐵律，亞洲社會也很難逃避。（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