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早報：地緣政治和民主秩序問題
據今日出版的參考消息報道【新加坡《聯合早報》9月30日文章】題：地緣政治和民主秩序問題
蘇格蘭試圖通過公投的方式尋求和平獨立。儘管多數人民選擇留在英國，高度分權和自治則是英國必須履行的承諾。就是說，蘇格蘭人用民主的方式“解構”著原來統一的中央集權式民族國家；一旦高度分權自治，原來的英國就不再存在。這並不僅僅是英國的問題，歐洲很多國家正在面臨類似的問題和挑戰。
“民主政治”隨地緣政治擴張
歐洲傳統民主政治的變遷表現為和平，中東政治變遷則表現為暴力和無政府；而世界上其他很多地區，則處於歐洲和中東之間，有暴力的，也有相對和平的。所有變化，或多或少都和近代以來西方的地緣政治，及其隨地緣政治利益而擴張的“民主政治”有關。
在今天的世界，追求民主似乎已經成為一個大趨勢，但同時越來越多的地方因為“民主化”，而使得政治陷入無政府狀態。可以說，在這個世紀，人類所面臨的最為嚴峻的政治挑戰，便是如何重建政治秩序。今天人們似乎更多地談論政治治理問題，但如果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問題遠遠超出了治理問題。很簡單，治理問題只是國內的內部制度建設問題，而地緣政治則表明，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內部制度，必須符合這個國家和地區所處的地緣政治秩序。
政治秩序建設並不會“終結”
歷史地看，政治秩序建設從前是問題，現在是問題，將來也一直會是問題。在近代歐洲民族國家誕生之後，歐洲哲學家包括黑格爾曾經認為，“民族國家”是“歷史的終結”，也就是說，民族國家是人類社會各種制度的最後最完美的階段。之後，馬克思等更是預言，國家最終會隨著人類的進步而終結。同樣，在蘇聯東歐共產主義解體之後，就有美國學者(例如弗朗西斯·福山)出來說，西方自由民主是“歷史的終結”，即西方式民主是人類所能擁有的最完美的政治制度。
西方式民主政治是隨著西方的地緣政治擴張而擴張到非西方世界的，但隨著西方民主的擴散，不僅民主的形式在不斷變化，民主的品質也在轉變，這是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擴散，另一方面是擴散過程中所包含的危機。
近代形式的民主或者“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起源於西方，逐漸向非西方國家傳播。在西方，有大量的著作描述西方民主發生和擴散的過程，但近來最著名的還是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生前所著的《第三波：20世紀後期的民主化浪潮》。在這本書中，作者不僅論述了民主從西方向非西方傳播的過程，也花了很多的篇幅來討論民主發生和傳播的條件。但很多人把亨廷頓的觀點“庸俗化”，僅僅把民主作為一個價值和政治意識形態，把民主和“歷史的終結”聯繫起來。
根據亨廷頓的說法，第一波民主發生在19世紀早期，主要是民主在西方文化圈的擴張，其標誌是普選權擴展到了白人男性。第二波民主浪潮發生在二戰之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同盟獲得了戰爭的勝利，民主也隨之擴張。第三波民主化始於1974年葡萄牙的內部變革，類似的政治變革在20世紀80年代擴展到拉丁美洲，在1986年和1988年間擴展到亞洲，然後是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集團解體之後的東歐國家。
西方民主擴張中隱含危機
在世界範圍內，民主仍然在變動過程之中。民主仍然在向非民主的國家傳播，但一些已經民主化的國家，則出現倒退或者回潮，也有國家在民主和非民主政體(例如軍人政權和專制)之間搖擺。正如西方式民主的產生是西方特有條件的產物，民主在向非西方國家的擴張，也受那裏客觀條件的制約，從而發生變化。
從地緣政治秩序的角度來看，西方式民主的擴張是西方地緣政治秩序擴張的產物。輔助於西方地緣政治擴張的，便是西方資本主義的擴張。資本主義擴張對民主化的推動力，甚至比地緣政治更具有實質性的意義。資本主義的發展，為這些國家帶來了工業化、城市化等現代化的內容。資本主義式的經濟發展既造就了中產階級，也造就了社會利益的分化。同時隨著教育水準的提高，人們的民主意識也提高。這些都促成了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內部民主化動力。在非西方之外，民主性質的優劣往往取決於這些因素的成長與否。
不過，這個民主擴張的過程也隱含著民主的危機。西方學術界和政策界花了大量的人、財、物力來研究如何擴張民主，但往往對這個過程中所包含的危機注意不夠。很顯然，民主在擴張過程中，出現各種不同的變種。總體說來，從西方到非西方，民主越來越不具備社會文化基礎，在民主內容越來越微弱的同時越來越形式化，也就是西方所普遍定義的多黨制和選舉。在很多國家，除了多黨制和選舉，就根本不存在民主的其他重要內容。
也就是說，在西方民主的擴張過程中，其形式遠遠多於內容。這種現象其實亨廷頓早就觀察到。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者，亨廷頓一直強調西方式民主是西方文化的特有產物，儘管能夠傳播到其他國家，但並非具有普世性。
西方式民主既然是西方地緣政治秩序擴張的產物，隨著地緣政治環境的變化，也必然會發生變化。從這個角度來看，未來西方式民主的發展和變化，並不能使人樂觀；相反，有很多理由促成人們對西方式民主的擔憂。(作者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