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遊說損害歐盟公信力
歐洲議會是歐洲最重要的立法機構。在布魯塞爾歐洲議會大廈入口處，有一棵“遊說者之樹”。2001年，一群歐洲遊說者種下這棵樹，以慶祝遊說集團在歐盟政策立法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14年後的今天，布魯塞爾已成為僅次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世界第二大遊說者聚集地，近兩萬名職業說客長期活躍在此。
遊說集團已漸漸為人所知，然而他們從事的活動與發揮的作用，卻依然隱藏于公眾的視線之外。事實上，遊說集團的能量之大，已經超過了許多人的想像。然而，因為缺少監管，這股不受束縛的力量正逐漸顯露出危害性，無論是對歐盟自身還是歐洲的發展，其負面影響都正在與日俱增。
超過3000家遊說集團在歐盟總部為僱主發聲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家、企業和民間組織紛紛在布魯塞爾設立辦事機構，尋找他們的利益代言人，遊說產業應運而生。目前在布魯塞爾，超過90%的遊說者服務於歐洲各大商業機構。所有這些遊說者都有一個共同目標，即竭盡所能地影響歐盟的立法和政策制定，從而維護各自僱主的利益。
在布魯塞爾，至少有3000家由大型企業贊助的商業遊說集團，這些機構資金雄厚，通過各種渠道為他們的僱主發聲。比如，在媒體上做廣告，或資助智庫專家發表觀點，或頻繁會見歐盟政策制定的關鍵人物，對其施加影響等。有報告顯示，雖然歐洲經濟形勢總體疲軟，但是歐盟內用於遊說的支出卻在增加。僅2012年，就有超過10億歐元花在遊說上面，其中絕大多數用於商業遊說。
比利時人布魯克·萊利在一家較有影響力的歐洲環保組織工作，他是該組織在氣候和能源方面的遊說專家。多年來，該組織和歐盟內幾十個環保組織一直呼籲歐盟制定更高標準的氣候和可再生能源發展目標。傳統能源企業出於自身利益，則大力主張制定更為保守的目標以減少經濟損失。
在萊利看來，遊說本身沒有錯，每個人都有權利進行遊說，關鍵是為什麼遊說。例如，眾多遊說集團為傳統能源企業代言，他們認為，過高的新能源發展目標將破壞目前歐洲經濟脆弱的復蘇。但萊利並不這麼認為，“我並不是反對那些公司，但是他們的策略從根本上不符合歐洲的未來發展”。
萊利認為，傳統能源企業進行遊說的真正目的，是擔心其商業模式不可持續，只想拖延時間。事實最終證明，商業遊說集團能量之巨大，讓歐盟在政策制定時，又一次將天平向這些傳統能源企業傾斜。
至少100個歐盟專家小組被遊說集團掌控
實際上，遊說集團影響歐盟重大政策制定和立法絕非個別現象。其中，最臭名昭著的莫過於幾年前歐洲煙草行業的遊說集團對歐盟禁煙法案的阻撓與破壞。在此之前，歐洲化工企業曾斥資百萬歐元發起一場聲勢浩大的遊說，幾乎將歐盟一部雄心勃勃的有毒化學品使用管理法完全廢除。
歐盟立法的一般程式是，在起草某一部具體法律或者政策之前，先向該領域的一些專家小組進行專業諮詢。這些專家由各成員國政府代表、相關企業代表、學者和遊說者組成。在很大程度上，最終通過的法律條款往往取決於這些專家的意見。因此，遊說集團的第一步，就是想方設法將盡可能多的“自己人”送進專家小組。
據統計，目前歐盟有大約1000個這樣的專家小組，覆蓋不同的政策領域，其中至少有100個小組是完全被遊說集團所掌控的。
歐盟採取這種立法方式的初衷，原本是為了彌補在制定專業領域法律時的能力不足。同時，由各國政府和大企業的代表參與的專家小組發起的立法提案，較容易形成共識，在之後的審批過程中，也較少受到各成員國的抵制。然而，這一設想在現實中卻被商業利益集團所綁架，後者反而主導了歐盟的立法。
當法律草案遞交到歐洲議會進行討論修改的時候，遊說者更是會想盡一切辦法，對擁有法律修改權的歐洲議員們進行公關。一些做法更為極端，遊說者把按照企業要求寫好的法律修正案直接提供給議員，議員要做的只是原封不動地照抄一遍上交。如此赤裸裸的操縱行為讓有些議員實在看不下去，他們憤然將這些被修改的提案在網上曝光，引起了軒然大波。
作為長期觀察歐盟商業遊說的獨立第三方機構，歐洲企業觀察負責人霍德曼認為，歐盟商業遊說集團的力量過大，反映出了歐盟所面臨的深層問題。一方面，歐洲民眾對歐盟決策的參與度太低，不了解歐盟運作，從而產生不信任感；另一方面，商業遊說集團左右歐盟立法的現狀，最終傷害的還是歐洲經濟以及歐盟本身的公信力。
霍德曼告訴記者，目前歐盟商業遊說存在的最大問題是，遊說行為的不透明性與監管缺失。大量的遊說行為隱蔽而不受監督。同時，由於監管缺失，大量的歐洲議員在相關企業兼任職務，許多歐盟官員在退休後都會選擇加入遊說集團，利用手中的人脈資源進行遊說和利益交換。
霍德曼認為，規範遊說集團最好的辦法就是使其透明化，包括強制遊說者註冊，公開歐盟官員與遊說者的見面記錄，並對不正當的遊說行為進行辯論。唯此，才能有效防止遊說集團綁架歐盟政策制定。
“遊說應當回到其初衷，即讓政策制定者聽到不同群體的聲音。”霍德曼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