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安穩的歐洲近年來頗不平靜：大規模的歐版量化寬鬆政策和“退出歐元區”話題在希臘大選中被再度熱炒，提醒世人歐洲仍未遠離債務和經濟危機；烏克蘭局勢的持續糜爛，意味著冷戰結束後歐洲苦心孤詣建立起來的安全架構近於癱瘓；發生在巴黎的恐怖襲擊事件則將歐洲由來已久的宗教矛盾、移民融入及內部安全等結構性問題暴露無遺。如果經濟繁榮、地區安全以及促進流動、追求融合的政治和社會政策，是此前維繫歐洲安穩的三隻錨，那麼現在這三隻錨已漸次腐蝕並鬆動，歐洲正在進入“漂移”狀態。
曾經長期居於世界舞臺中央的歐洲，即便在遭受兩次世界大戰和去殖民化的重創之後也依然雄心不減，通過對內經營區域一體化和對外綁定“跨大西洋夥伴關係”，構建起了以歐盟和北約為兩翼的政治、經濟和安全架構，並不斷向東向南擴張。十年前的歐盟、北約雙東擴是歐洲內聯外擴的頂峰，歐洲不僅協助美國在冷戰中擊垮了蘇聯並將其大部分勢力範圍收入囊中，歐盟還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歐洲一度成為“和平與繁榮”的真實幻境和“歷史終結”的佐證。
這種表面的“和平與繁榮”掩蓋了諸多矛盾和問題。在加入一體化“大鍋飯”的“集體狂歡”之後是規則和紀律的鬆弛，革新動力隨之消退，埋下了此後債務和經濟危機的隱患；“歐洲中心”的觀念進一步強化，便逐漸喪失了自省的能力，在熱衷於向世界傳播其價值觀的同時，政治上更趨於保守；在對待其鄰國和內部移民問題上，也更多居高臨下地說教和“歸化”，“自由任性”取代了平等、寬容。
歐洲的逐漸“漂移”也是國際大勢變化使然。全球化背景下新興國家的快速追趕、美國的自顧不暇和戰略重心轉移等變化，將“緩慢的”歐洲置於尷尬境地：既擔憂國際競爭力下降帶來的經濟萎縮，又不願面對全球化現實，真誠接受“共贏”理念；既無力維護周邊和鄰近地的安全，又迷戀于自身價值觀、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優越性”；既苦於人口萎縮而大規模接納移民，又不能適應隨之而來的多元文化生態。
歐洲開始“漂移”未嘗不是好事，如果“危機能推動改革和更深層次的一體化”能夠成為各國共識的話。歐洲首先需要在內部建立新的平衡，“一枝獨秀”的德國需要更多的盟友來共擔責任，歐盟機構的技術官僚性質和成員國之間的協商民主模式也需要更好地相互契合，而在此之前的進一步擴張都只會增加歐洲未來的不確定性。歐洲也可以用更平和的心態來看待和接納全球化，而不再患得患失，糾結于被“邊緣化”的前景。或許更重要的是，歐洲也應認識到所謂“價值觀一致”並不能掩蓋歐美之間越來越大的利益分歧和競爭，尋找可靠的夥伴來構建利益和命運共同體才是當務之急。
但這一切都取決於時間和歐洲的應對。至少在目前看來，歐元量寬前途未卜，希臘新政府和三駕馬車的艱難談判都是近在眼前的嚴峻考驗，更不用說要在烏克蘭局勢有失控風險、歐俄缺乏互信的情況下重建歐洲安全架構，在內部族群分化、政策無所適從和恐怖主義威脅加劇的背景下實現社會和諧及族群融合等更為棘手和關鍵的問題了。(崔洪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