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網９日發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德蒙·菲爾普斯為該報撰寫的題為《歐洲衰落源於創新乏力》的文章。文章說，歐洲大陸很多國家目前的形勢都很差。確實，人們的總財富沒什麼變化，投入博物館、公園和其他公共設施的社會資本也沒有受到影響。然而，在西歐，經濟現狀令民眾感到失望。
推動少數族裔和年輕人參與到經濟中來（這是他們維持自尊並融入社會的基礎）的措施比任何時候都更為匱乏。這些群體裏真正參與經濟活動的人中，成功人士減少了。近些年，歐洲幾乎所有國家的工資率增長都在穩步放緩，可見經濟在衰落。問題出在哪？
歐洲經濟學家談到了南歐喪失競爭力的情況。他們表示，相對於過去的趨勢水準，產出和就業放緩了，因為薪資漲幅超過了生產率增幅，這讓勞動力成本變得過於高昂，並迫使企業裁員。一些持這種看法的德國經濟學家主張，那些受影響的經濟體必須讓工資下降。還有一些經濟學家則建議採取貨幣刺激手段——例如央行的資產購買舉措——以提高物價並讓目前的工資率水準變得合理。
這有助於解釋上一個10年裏義大利、希臘和西班牙的男性就業比例為何會下滑。但這種解釋引發了一個問題。歐洲的就業人口比率曾出現更大幅度下滑，比如上世紀七十年代在德國和義大利，八、九十年代在法國，就業率都出現了大幅下滑。這些下滑是否也是薪資不合理引起的？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為什麼沒有看到薪資回落？
古典學派的經濟學家將就業率下滑以及產出放緩主要歸咎於勞動力供應減少。他們認為這種減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財政揮霍——歐洲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到二十一世紀頭十年中期就出現了這種情形。
在希臘、義大利還有法國（後者程度較輕），不可持續的減稅和支出熱潮放大了家庭對個人財富相對於薪資收入的預期。政府還增加了福利，這提高了人們對於社會福利水準相對於自身收入水準的預期。歐盟的結構性基金（將資金轉移到較貧窮國家）更是火上澆油。財富的增加使得很多員工缺乏賣力工作的動機，因此企業的生產成本上升。
凱恩斯的門徒——他們關注總需求——將家庭財富增加等同於就業增加，因為他們認為這增加了消費者需求。他們表示，如果要降低失業率，歐洲需要更多的財政“揮霍”。一些證據支援古典學派的觀點。
然而，這場辯論的雙方都忽略了一個發揮關鍵作用的因素。歐洲深度衰落——體現在包容度、就業滿足感以及工資增長等方面——的主要原因是生產率的劇烈放緩，這始於上世紀90年代末，影響到歐洲大陸很多地區。它阻礙了工資率增長，抑制了就業。
這種放緩源於創新減弱。即便在戰後時期，歐洲的創新狀況以過去的標準來看也是疲弱的。上世紀六十年代，創新再次減弱，因此在利用創新進一步促進生產率增長方面，歐洲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美國。但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國創新局限于矽谷而整體減弱。歐洲可以吸收利用的美國創新與過去相比大大減少，導致九十年代末歐洲大陸生產率放緩，這種情形後來波及到德國。
除了始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的衰落，在此次金融危機之後，歐洲很多國家還在受到低迷影響。這種低迷將會過去，但衰落卻不會輕易結束。歐洲大陸正在流失大量優秀人才。它必須為創造一種有價值的經濟生活而奮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