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曾在俄羅斯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學習、生活過的10多位老人在聚會時，與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現任院長一起唱俄語歌。接受本報採訪的趙綺蓮、李多力等人都曾參加這次聚會。本報記者 趙迪/攝
4月19日，姜淑媛在自己家中接受採訪時，在俄文世界地圖上向記者指點她曾生活過的俄羅斯遠東哈巴羅夫斯克地區。實習生 周智宇/攝
編者按“戰爭本就是喪失人性的最野蠻行為，為何還要想到什麼愛、詩、哲學等人類最文明的東西呢？”俄羅斯大文豪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這樣寫道。
5月9日，俄羅斯將舉行紀念“衛國戰爭”勝利70週年慶祝活動。在“5·9”前夕，我們特地採訪了一些曾親歷過俄羅斯衛國戰爭的老人。而今已年逾古稀的老人們當年的所見所聞所感，與今日和平歲月裏的一切相去甚遠。通過他們的回憶，我們希望與讀者朋友一起了解：為什麼俄羅斯要如此隆重地紀念衛國戰爭勝利？俄羅斯為那場戰爭犧牲和付出了什麼？那場戰爭與中國的交集又在哪？
重 返
5月6日，78歲的趙綺蓮將飛往莫斯科，參加由中俄民間組織舉辦的俄羅斯勝利日紀念活動。她還將作為“抗聯”（東北抗日聯軍）後代與俄羅斯老兵座談。對於即將開始的這次旅程，趙綺蓮最期待能在莫斯科現場感受俄羅斯勝利日70週年閱兵的盛況，她說：“以前歷次閱兵我都會在電視上看，我非常喜歡，那代表了俄羅斯的一種精神。”
趙綺蓮的父親是中共第一個抗日宣言《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佔據滿洲宣言》（史稱“9·18宣言”或“9·19宣言”）的起草人趙毅敏。趙綺蓮曾經對俄羅斯和莫斯科再熟悉不過。生在莫斯科的她，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和一批背景相倣的來自各國的共產黨革命領導人的後代一起，被送往莫斯科以東300公里外的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撫養，直到15歲才回到祖國和父母身邊。
中國青年報前駐俄羅斯記者關健斌2007年探訪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後曾描寫道：“在教學樓主入口的右側，鑲嵌著一塊白色的大理石牌，上面寫著：1933年，在國際救助工人組織成員的倡議和斯塔索娃的協助下，為了救助歐洲國家那些被捕或被害的反法西斯主義者的孩子們，創建了國際兒童院。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的歷史猶如一面鏡子，折射出20世紀的所有事件。”
二戰無疑是20世紀影響世界格局和人類命運最深刻的事件。在那場空前慘烈的戰爭中，即便是這群被保護起來的孩子，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戰爭的波及。戰爭的印跡深深刻在他們童年的記憶中，所以，當趙綺蓮有機會再次重返她童年時生活過的那片土地時，她仍然非常期待。
開 戰
肖蘇華是趙綺蓮在蘇聯時的“發小”之一，“蘇聯和中華”是肖蘇華名字的由來，帶有典型的“那個年代”的印記。一歲多的時候，肖蘇華便離開了投身革命和抗日事業的父母，被送到莫斯科第一國際兒童院。他說：“那時候，毛澤東的女兒李敏是我的同桌，同班的還有劉少奇的女兒劉愛琴、朱德的女兒朱敏、任弼時的女兒任遠芳、瞿秋白的女兒瞿獨伊，等等。”
1941年6月22日，納粹德國撕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以“巴巴羅薩計劃”為代號，集結了300萬兵力，出兵入侵蘇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東線戰場由此打開。在戰爭初期的幾個月，德軍進展迅速，一路東進，逼近莫斯科。在這樣的情勢下，肖蘇華、趙綺蓮等在莫斯科“第一國際兒童院”的孩子被轉移到伊萬諾沃市。
“混亂”是當時4歲的肖蘇華記憶中從莫斯科撤退那天的情形。“撤退時非常匆忙，我只記得當時我們是坐大巴走的，莫斯科的街道非常混亂。”除此之外，當時年幼的肖蘇華現在記不清太多細節。在納粹德國時期德國外交部新聞官保羅·卡雷爾所著《東進：蘇德戰爭1941-1943》一書中，對那時的“混亂”情形有詳盡的描述——“1941年10月19日，離莫斯科只有60公里的防衛重地莫扎伊斯克失守後，莫斯科的神經已達到臨界點。各種聳人聽聞的傳言滿天飛：政府已經逃離，外交使團已離開莫斯科，列寧的水晶棺已被轉移到一個不為人所知的地方。這些故事和傳言都有個附言：德國人已兵臨城下。”
剛到伊萬諾沃兒童院不久，因為戰爭初期德軍節節進逼，離莫斯科只有300公里的伊萬諾沃也面臨著戰火威脅。還要往更東的地方去——兒童院的孩子們又面臨著再次撤離。趙綺蓮回憶說：“我們每個人都打好了行李，隨時準備出發。”但這次撤離並沒有成功。“因為要運送戰爭物資，許多工廠、企業也都在向後方轉移，火車等交通工具非常緊張。因為等不到車，我們只能留在兒童院。”同樣在伊萬諾沃兒童院長大、當年6歲的任婭回憶說。
戰 時
1939年就已經來到伊萬諾沃兒童院的任婭，對戰前戰後差別甚巨的生活條件有更多感觸。她說：“衛國戰爭還沒有開始的時候，生活很好，一天吃5頓飯，加餐有牛奶、餅乾和點心。”但在戰爭爆發後，“餓”成了他們腦海裏最普遍的記憶。
“伊瓦諾沃市的人民對外國孩子很照顧，儘量保障我們最基本的食品供應。”趙綺蓮說，即便這樣，兒童院近200個孩子的生活需求還是無法滿足。肖蘇華則回憶說：“最困難的時候，沒人每天只能吃100克黑麵包。”男生總是吃不飽，女孩子有時候會留一口麵包皮等餓的時候吃，但是留不住，半路就被男生搶走吃了。
冬天供暖是另一個問題。“戰爭開始頭兩年，因為缺少燃料，兒童院常常無法供暖。攝氏零下40度的氣溫，窗戶上結著冰，連墨水都結了冰，我們睡覺都穿著大衣。曾經有人給了學校幾百立方米的木材，但校長把它們都賣了，因為首先要解決吃的問題。”趙綺蓮回憶說，“我們不得不自己開墾菜地，自己去砍伐木材。”
種菜也是這群“小不點”共同的童年記憶。任婭說：“胡蘿蔔、馬鈴薯、黃瓜、番茄、洋蔥、洋白菜……各種各樣的菜我們都種過。大些的孩子晚上還要看護菜地，睡著了沒看住，一些馬鈴薯會被同樣饑餓的老百姓挖走。”
因為餓，還出現過自己“偷”自己種的菜的事兒。肖蘇華記得，餓狠了的時候，他們會在夜裏偷偷爬起來，“偷”自己種的菜，“扒出稍微粗一點兒的胡蘿蔔，洗都不洗就吃掉。”
遠 東
今年81歲高齡的姜淑媛，沒有伊萬諾沃兒童院的經歷，她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從蘇聯回國後，在華僑漢語補習學校學習時與來自兒童院的夥伴們結識的。1937年，3歲的姜淑媛隨母親、伯父和表哥私自入境蘇聯，尋找在東北抗聯從事地下工作中下落不明的父親。沒想到，因為被懷疑是日本特務，他們一入境蘇聯就被控制起來審查，她和表哥被送進了孤兒院，後來才被領回到家人身邊。
衛國戰爭爆發時，7歲的姜淑媛與母親生活在蘇聯遠東地區的哈巴羅夫斯克地區。遠東地區在衛國戰爭時期屬於大後方，但那裏的人們依然被戰爭改變了生活軌跡。姜淑媛回憶說：“1941年到1945年戰爭期間，我正上小學，儘管我們還小，但是對戰爭的感受卻很深。”姜淑媛記得，她的很多蘇聯同學的父兄都應徵入伍，時常會聽到蘇聯同學的父兄陣亡的消息。擴建校捨得工程因為戰爭而停止。老師會帶學生上山採藥材，以準備應對可能來到這個地區的戰爭。體育課上，老師會講解槍的構造，教學生打槍。三四年級的學生開始學習簡單的德語，以防真的遭遇德軍。
讓姜淑媛稍感慶倖的是：“那時候，來找我們城鎮裏的同學，總是餓著肚子的。但我們生活在農村地區，可以種地，情況相對好一些。”
空 襲
離戰場更近的伊萬諾沃兒童院，孩子們還需要經常防空襲。
二戰期間，納粹德國憑藉“閃電戰”屢屢得逞，而“閃電戰”往往是先利用飛機猛烈轟炸敵方重要的戰略設施，把對方飛機炸毀在機場，取得制空權。伊萬諾沃市因為是紡織工業基地，並未直接遭到大規模空襲，但任婭回憶說：“德軍飛機在去轟炸工業基地高爾基市時會經過我們這裡。每當德國飛機飛過時，我們不能開燈，窗戶都用黑布遮蓋得嚴嚴實實，一點光亮都不能有。大一點的孩子被派到樓上值班，飛機一來就發信號，我們會很快跑到附近的樹林裏，鑽進之前挖好的防空洞和戰壕中，等空襲警報解除後再回來。學校也會準備好水缸、沙袋，以備萬一遭到空襲時進行搶救。”
列寧格勒
儘管在伊萬諾沃的戰時生活非常艱辛，但“兒童院的孩子們”知道，他們是幸運的，與戰爭前線的慘烈相比，他們的“艱辛”不算什麼。趙綺蓮記得：“有一次，從列寧格勒解救出的十幾個孩子被送到兒童院，這些孩子個個瘦得皮包骨頭，大夫見到他們時說他們恐怕活不了了。”
列寧格勒是二戰東線戰場中的一個慘烈符號。電影《列寧格勒900天》再現了當時的那座城市的慘烈景象和蘇軍的頑強抵抗。
1941年9月，希特勒在即將攻陷列寧格勒之際下令停止進攻，轉而用包圍封鎖的方式發起消耗戰。雖然後來這被認為是希特勒在戰術上的一個致命錯誤，但保羅·卡雷爾在其《焦土：蘇德戰爭1943-1944》中認為，希特勒之所以會犯下這個錯誤，原因是他“低估了這座城市裏蘇軍的堅韌和頑強。”
由於被圍困且補給嚴重不足，其結果便是饑餓——前所未有的肌餓。任婭看過一些從列寧格勒被解救出的同學寫的回憶錄，她至今仍記得回憶錄中的一些描述：“戰爭剛開始的時候，每個成人每天只有200克麵包，到後來配額越來越少。每天都能看到餓死的人被小木車運走。人們先是吃馬肉，後來吃老鼠。甚至出現過人吃人的可怕情景。”
那些從列寧格勒被解救出來的孩子之所以能被解救出來，得益於一條“列寧格勒生命線”，這是德軍圍困的一個“漏洞”——列寧格勒的腹地延伸至拉多加湖西岸，冬天結冰的湖面可供卡車通行，除了被蘇軍用來運輸戰略物資和食品，大約80萬列寧格勒居民也利用這個通道被疏散。任婭當時就曾聽說：“為了把這些列寧格勒的孩子送到後方，有幾輛卡車在湖面探路時沉入了湖底。”
一切為了前線
“一切為了前線！一切為了戰爭！”這是1941年6月30日以史達林為首的蘇聯國防委員會成立後提出的口號。
伊萬諾沃兒童院也在為衛國戰爭作力所能及的貢獻。趙綺蓮將這些“貢獻”用工整的俄文謄抄在紙上，她一一念道：
“為上前線的戰士準備禮物共550件，每份禮物包括繡花手絹、領帶、筆電、筆、茶、糖果、乾糧等等。”
“從1941年6月到1942年1月，共組織94場慰問演出，有14200名戰士觀看了演出。”
“兒童院師生為前線捐獻1151盧布。學校組織義務勞動賺得1370盧布也送到前線。”
“組織挖戰壕5次，每次25人參加。參與建設機場4次，每次15∼30人參加。”
“學校縫紉班一共縫了煙袋600個、手絹2180塊、衣領1810個……”
任婭記得，戰爭開始兩年後，她已經到了上學的年齡，但因為戰爭，伊萬諾沃的一些學校變成了醫院，所以她並沒有上學。大一點的女孩子會在醫院幫忙照顧傷員，大一點的男孩子會為傷員獻血，有的人獻過好幾次。孩子們還會給前線的戰士寫信，鼓勵他們好好打仗。
李富春的女兒李特特則回憶說，當時，更大一些的孩子要參加很嚴格的軍訓，長途步行和滑雪都是軍訓科目。男孩女孩都得去森林伐木勞動，男孩的任務是每天2立方米，女孩則是1.7立方米。
史達林格勒
在嚴酷的戰時，趙綺蓮跟所有人一樣期盼著勝利。但現實是殘酷的。“那時候經常開會講形勢，比如紅軍打到哪兒了。頭兩年，我們聽到的是紅軍節節敗退、不斷後撤。史達林非要保住基輔，結果在基輔被俘的紅軍就有60多萬。再後來，白俄羅斯丟了，烏克蘭丟了，德軍一直打到了高加索。我們聽到前線失利的消息都受不了。到了1943、1944年，形勢才有所好轉。”
趙綺蓮所說的“形勢好轉”，轉捩點是廣為人知的史達林格勒戰役。這次戰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東部戰線的轉捩點，也是整個二戰的轉捩點。有分析家認為，史達林格勒戰役的戰略意義遠超諾曼底登陸戰役。
1942年6月，德軍開始在蘇德戰場南翼實施重點進攻。1942年8月，德軍開始對史達林格勒進行大規模空襲，到11月中旬，史達林格勒90%以上的地方都被德軍佔領。在這種情況下，蘇聯名將崔可夫指揮的第62集團軍，依然在史達林格勒市區與德軍展開激烈巷戰，執行蘇軍最高統帥“不許後退一步”的任務。英國歷史學家傑弗裏·羅伯茨在《史達林的戰爭》一書中寫道：“在戰役過程中，崔可夫的部隊傷亡達到了75%，但62集團軍的抵抗意志並沒有垮掉。”當時蘇軍的《紅星》報在社論中說：“第62集團軍震驚世界的頑強精神，使我統帥部有可能集結兵力，轉入反攻，重創德國法西斯部隊。”
1943年1月10日，蘇聯集結7個集團軍發起進攻，月底取得戰役勝利。傑弗裏·羅伯茨寫道：“希特勒在史達林格勒的失敗，令歐洲的所有德佔區歡欣鼓舞，對提升蘇聯和同盟國士氣的影響也不可估量。”他還引述了1943年2月4日《紐約時報》社論稱：“史達林格勒戰役是這次戰爭中代價最高也最頑強的戰場。那裏進行的殊死戰鬥，也許最後會成為這次漫長的戰爭中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戰鬥之一……在戰爭的強度、破壞性和殘酷程度方面，史達林格勒戰役是無與倫比的。”
勝 利
隨著戰爭形勢的扭轉，1944年6月6日，由美國、英國和加拿大等國部隊組成的盟軍在法國諾曼底登陸，開闢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第二戰場，加快了法西斯德國覆滅的進程。此時，蘇軍已在東線獨力對抗德軍3年之久。
1945年5月9日，蘇聯人期盼已久的“勝利日”終於到來。
“戰爭結束那天，大家都來到鎮裏的大廣場慶祝，一些婦女淚流不止、泣不成聲。”姜淑媛還記得當時她居住的小鎮慶祝勝利時的情景。令她印象尤為深刻的是：“整個鎮上幾乎沒有有健全男人的家庭，男人們要麼犧牲在了戰場上，要麼是瘸腿或斷了胳膊。可見，即便是在後方的人民，是對戰爭的貢獻也是很大的。”
莫斯科更是一片“歡樂的海洋”。傑弗裏·羅伯茨在書中引述了親歷者的回憶：“那天晚上聚集在紅場和周邊的有兩三百萬人之多，他們表現出由衷的歡樂……在街上又唱又跳；所有的官兵都在擁抱、親吻。他們都陶醉在幸福當中。”
為了這場勝利，蘇聯付出了巨大的代價：7萬座蘇聯城市和村鎮變成了廢墟；蘇聯軍隊的損失是德軍的兩到三倍；戰爭共造成2千多萬人傷亡，其中三分之二是平民。
回 望
70年之後，回憶那段戰爭歲月，不管是當年生活在伊萬諾沃兒童院的趙綺蓮，還是生活在遠東地區的姜淑媛，他們都表示，因為年齡太小又在後方，當時對戰爭並沒有太多恐懼。
類似的“少年不知愁滋味”心態和感覺，也出現在另一群孩子——“敵軍”德國孩子的身上。曾在二戰東線戰場作戰的德軍士兵蓋伊·薩傑在其回憶錄《被遺忘的士兵》中寫道，1944年9月，在德軍大勢已去、他隨部隊拼命撤離的途中，他看到一支“在最後時刻被組建起來的部隊”，在那支“部隊”裏，一些人已經60歲開外，另一些則在13歲至16歲之間。這些男孩子穿著顯然是匆匆拼湊而來的軍服，手裏的步槍和他們中的一些人一樣高。他們沒有一個人能夠預知即將要面對的不可想像的恐怖，而是依舊像所有這個年齡的孩子一樣嬉戲著。
蓋伊·薩傑注視著“這些孩子童年最後的時刻”設問：“全民皆兵的戰爭，會把這些孩子都吞噬掉嗎？德國這樣做，是出於英勇或是出於瘋狂？誰能夠評判這樣的戰爭和犧牲？”
姜淑媛早就過了“不知愁滋味”的年齡。她在俄羅斯衛國戰爭勝利70週年即將到來的時候說：“可怕！今天以成年人的眼光回望，戰爭無疑是可怕的。不敢想像，如果當時我們是在戰爭的前方，說不定就活不到現在了。”
[責任編輯：李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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