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黑人青年非正常死亡引起的美國巴爾的摩抗議活動已經持續近一週時間，由於政府實行了緊急狀態、宵禁等強硬措施，當地治安局勢有所好轉。3日，巴爾的摩市市長斯蒂芬妮·羅林斯-布萊克宣佈，政府提前一天解除自4月28日起實施的宵禁。
巴爾的摩騷亂雖已平息，但並不意味著當地種族對立情況有所緩解。自去年8月弗格森騷亂以來，美國地方當局治標不治本的處理方式實際上進一步加劇了種族抗爭，為下一次衝突埋下種子，讓美國的種族騷亂成為一種“慣性”。
和弗格森騷亂一樣，黑人青年之死成為巴爾的摩騷亂的導火索。儘管有理由認為，非洲裔青年弗雷迪·格雷逃避警方盤查是巴爾的摩騷亂的起因，但警察對非洲裔人士的選擇性執法才是問題的根源，這種選擇性執法來自警察的種族思維慣性。
警察將黑人與犯罪直接掛鉤，用以更嚴苛的標準約束黑人的行為。這也讓美國警察特有的“先發制人自衛權”被濫用，其過度執法一次次釀成悲劇，一步步加深黑人與警察的對立情緒。
無論是在弗格森還是在巴爾的摩，當政府發現非洲裔群體的抗議活動升級為騷亂時，都是通過強硬手段重新控制局面，結果只是火上澆油，令黑人對當局更為不滿，進一步加劇美國社會的種族矛盾。
儘管在處理巴爾的摩騷亂時，當局採取了一些“軟硬兼施”的做法。巴爾的摩所在的馬利蘭州檢方5月1日對“格雷案”的6名涉事警察提起刑事指控。消息一齣，當地民眾再度走上街頭，歡呼慶祝“黑人的勝利”；而另一邊，巴爾的摩警方則對這一結果表達不滿，他們認為檢方的判斷“過於倉促”，這一做法是迫於民眾壓力，急於推進調查，以平息多地的示威活動。
事實上，無論是鎮壓騷亂還是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處理肇事者，都只能暫時緩解衝突。從長期看，這種做法只會讓非洲裔群體與當局的矛盾進一步積累，同時加劇白人對少數群體的恐懼與仇恨，把種族問題帶入惡性迴圈，讓“黑白對立”成為美國愈演愈烈的社會危機。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被提起刑事指控的6名涉事警察中，有3人為非洲裔警察。與此同時，巴爾的摩市長、警察局長都是非洲裔美國人，當地近五成的警員也是非洲裔。本次騷亂讓人們看到，中上層黑人正在與底層黑人自覺保持距離感，黑人警察在執法時也具有和白人警察一樣的種族思維。可見種族思維在美國正在超越膚色本身的界限，其深刻性不言而喻。
在美國社會被貧富差距、資源不公和種族矛盾徹底撕裂的背景下，無論邁入精英層的非洲裔美國人再多，也無法掩蓋美國的種族問題。只要美國政府不從根本上解決底層黑人在就業、收入、受教育等方面遭遇的不公平待遇，美國社會“黑白分明”的現實就無法改變。
美國總統奧巴馬顯然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在巴爾的摩騷髮發生後指出，非洲裔社區存在諸多不穩定因素是警方與其衝突不斷的主要原因，必須改善非洲裔社區的教育、就業、基礎設施狀況。
而相比總統的清醒反思，美國各地政府在上述領域能作出多少改變卻令人懷疑。畢竟，從黑奴貿易的興起至今，美國的種族主義已經有數百年曆史，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思想在社會的各個角落都刻下深深的烙印。
美國的種族矛盾沒能因153年前的《解放奴隸宣言》解決；也沒能因53年前的《我有一個夢想》解決。可想而知，根除種族主義還需要漫長的過程。只要這些種族主義的社會惡根一直存在，美國社會就做不到將黑人與白人一視同仁，執法司法公平就難以真正實現，下一起類似弗格森、巴爾的摩的騷亂就隨時可能發生。(劉怡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