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民心相通重在網路化
2014年7月4日，習近平主席在首爾大學發表演講時指出，“加強人文交流，不斷增進人民感情。以利相交，利盡則散；以勢相交，勢去則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遠。國家關係發展，說到底要靠人民心通意合。”無論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還是一國內部不同地區、族群和宗教團體之間的關係，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民心是否相通，是否夯實了堅實的人脈基礎。因此，民心相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社會根基，也是“一帶一路”能否真正取得成功的根本落腳點。作為一項溝通多元文明、眾多族群和國家的合作倡議，“一帶一路”能否獲得成功，從根本上取決於能否跨越藩籬，搭建民心相通的橋梁和紐帶，特別是能否建立起縱橫交織的社會交流網路，以互聯互通的社會網路替代界限分明的民族國家支撐起“一帶一路”的區域合作架構。
從歷史上來看，在兩千多年的時間內，東西方歷經千辛萬苦，跨越了種種障礙，締造了著名的古絲綢之路，自此人員川流不息，商賈絡繹不絕，文明相容並蓄，締造了不同文明包容發展的範例。儘管這條道路以絲綢命名，但卻並不僅限于絲綢，而是涵蓋了技術、商貿、經濟、社會、文化、宗教、族群等眾多內容，既是一條東西方經貿交流之路，也是一條多元文明交流之路，它以“和平合作、包容開放、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精神，搭建了文化交流、民心相通的橋梁，為世界範圍內的不同文明對話交流做出了顯赫的貢獻。然而，由於奧斯曼土耳其阻斷了東西方交流的陸地通道，迫使世界各國轉而尋求海上通路，隨著新航路的開闢及其隨後的工業革命發軔，世界範圍內經貿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更多通過海洋進行。這一轉變在緩解了東西方貿易文化交流陸路瓶頸的同時，也加劇了古絲綢之路的迅速衰敗，隨之而來的地緣政治壓力、國家與國家因戰亂而導致的歷史恩怨、不同族群和教派之間的紛爭交相疊加，人類社會在陸路反而陷入了無休止的衝突迴圈，惡化了國際關係和地區局勢，也阻礙了民心相通和文明對話，成為滋生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和分離主義的溫床。從這一意義上來說，以復興古絲綢之路為主要內容的“一帶一路”倡議就是要跨越阻礙民心相通的各種障礙，重新打通多元文明溝通的陸路和海路通道，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一、國之交在民相親
理解“一帶一路”有不同的視角，在不同視角下觀察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從傳統主義國家中心論視角觀察，“一帶一路”要想跨越國家邊界除了訴諸戰爭和征服之外別無他途，而且通過推動“一帶一路”造福鄰國更是與提升一國對領國權力和影響力的初衷相悖。在國家中心論看來，只有國家以及代表國家的政府才是決定“一帶一路”是否成功的關鍵，而國家之間競奪權力的無政府狀態決定了“一帶一路”是一項難度極大且不可為的事業。在自由主義者視角觀察，決定“一帶一路”前景的關鍵因素是是否確立起了以自由、民主、人權為主要內容的價值觀念和承載這些觀念的制度規範，以及這些制度規範是否對企業、NGO和社會具有強大的吸引力。按照自由主義者的邏輯，中國真正應該堅持的方向是加入以歐美國家為領導的國際主流社會，通過逐步改變自身來影響世界，推動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可能是一條錯誤的道路。社會建構主義者不同意現實主義國家中心論和自由主義者西方中心論的觀點，強調認識決定利益，利益決定行為，“一帶一路”在實施過程中最大的挑戰就是觀念和認識的挑戰，由於當代國際體系是在西方觀念主導下創建的，推進“一帶一路”可能會引發中國和西方的觀念衝突，而且“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存在複雜的觀念差異，要想統一觀念，形成共同的身份認同決非易事。顯然，主流理論儘管立場不一，但大多對“一帶一路”的前景並不樂觀，諸多討論中多數意見認為“一帶一路”應當謹慎推進，不可冒進。
事實上，之所以存在認識上的差異，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觀察視角的問題。如果不能走出既有的理解國際關係框架，要想理解和洞悉“一帶一路”的意義及其前景是很難的。“一帶一路”之所以強調使用“絲綢之路”這一歷史和文化概念，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突破現有理解國際關係的條條框框，從更寬廣的人文視角去觀察和理解當前世界，理解中國未來發展的方向。唯物史觀認為，國家並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是永遠存在的，國家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上的產物。在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上，並不是國家決定社會，而是社會決定國家。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國家猶如沙漠中變動不居的沙丘，而社會則如同塑造沙丘的大風和沙田，而人民就是一粒粒的細沙，沙丘的形狀和變動完全取決於民心所向，取決於社會文明和文化的發展。在古絲綢之路上，駝鈴陣陣，絡繹不絕，無論環境如何艱險難測，都無法阻擋駝隊前進的腳步，正是這種頑強的民心跨越了各種艱難險阻，才有了張騫出使西域、玄奘西天取經、馬可波羅東方遊記等史詩故事，也推動了不同文明之間的溝通和交流。因此，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中國之所以如此積極地推動“一帶一路”，從根本上是著眼于深化沿線國家的政治互信、經濟融合和人文包容，通過立足於推動人民之間的利益融合、命運相依和文化包容來實現跨越文明障礙，尋求互利共贏的發展道路。
因此，“一帶一路”真正應該重視的問題是如何跨越沿線國家民眾之間的心理隔閡，包括民族恩怨、利益衝突、文化摩擦和宗教壁壘。近代以來，西方國家對這一地區殖民擴張的實踐表明，單方面強勢推行某種文化和文明，對其他族群進行霸權征服的努力是註定要失敗的。二戰期間，美蘇為爭霸而在世界各地搞代理人戰爭除了禍及當地民眾之外，絲毫沒有給當地社會帶來好處，也臭了牌子。冷戰後以來，美國在世界各地搞輸出民主，甚至打著“人道主義干涉”和“保護的責任”旗號，捲入了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和烏克蘭等熱點爭端，既沒有了帶來局勢的緩和，反而將矛盾激化，釋放了基地組織、ISIS和反對派武裝等“潘多拉魔盒”，使得局勢更加複雜，令整個國際社會都遭受“池魚之災”。在此種歷史和時代背景下，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採取了一種與先前不同的解決問題思路，那就是不再採取單方決定的思維，更沒有預設明確的路線圖，而是確立了共商、共建、共用的原則，通過鼓勵“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民眾的對話、溝通和協商，通過實實在在項目合作，尋求彼此的互利共贏，最終實現民心相通，讓命運共同體的精神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民眾心中落地生根，開枝散葉。顯然，中國關於“一帶一路”的倡議是一種以民心相通為社會基礎的合作倡議，是一條尋求相向而行、心靈溝通的理解之路、共贏之路和信任之路。只要通過加強交流對話廣植人脈網路，通過包容互鑒增加彼此友誼，通過共同進步實現互利共贏，“一帶一路”就一定能夠逐步積累信心，積聚信任，逐漸走出目前存在的各種障礙，走上一條和平發展的光明大道。
二、民相親在心相知
通過民心溝通實現人民相親，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數十億人口，歷史傳統各異，具體國情懸殊，社會制度多樣，且存在著長期歷史積聚下來的矛盾和恩怨，要想解決如此複雜的問題絕非朝夕之功，需要長期努力，耐心推進。儘管如此，在推進人民相親還是需要確立一個突破口，從社會心理學的一般規律來看，決定人群親近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接近性、外表吸引力、相似性與互補性以及回報等。相比之下，彼此之間是否相知是決定是否相親的關鍵，因為只有彼此相知才能獲得其他方面的激勵。無知是恐懼之母，只有在知識上獲得了解放，才會在精神和情感上獲得解放。因此，推進“一帶一路”民心相通或人民相親，最主要的是要確立彼此相知的渠道和機制，在知識共用中增進理解，克服恐懼，走向相知相親乃至相愛。從“一帶一路”建設遇到的各種認知障礙來說，推動民心相知需要重點鎖定三個領域：
一是族群和解。
族群是一種身份認同的重要載體，表現形式是對本族群文化的親近感和對於“敵人”的恐懼感，此種恐懼感成為阻礙認知外部世界的最嚴重障礙，在一定條件下會誘發族群衝突和政治分離主義。冷戰結束以來，以往被冷戰高壓抑制下的族群恩怨逐漸釋放出來，從東歐到中東，從中亞到東南亞，歐亞大陸呈現出一條族群矛盾的“衝突之弧”，該地區也成為滋生恐怖主義、暴力極端主義和宗教原教旨主義的溫床，甚至這一趨勢蔓延到中國新疆境內。如果仔細看一下地圖，就會發現“一帶一路”所經之處多屬於族群衝突高發地帶，“一帶一路”要想實質性推進民心相知，探索族群和解之道，謀求聚同化異之法，則是題中應有之意。目前，關於民族和解的理論解釋有眾多主張，比如左翼理論家強調的以階級團結為基礎的民族自決理論，自由派學者強調的以民主制度為主要內容的民族自決論，批判理論強調的溝通行動和協商民主為基礎的包容他者論以及強調文化交流和文明對話為主要內容的文化和解論等。然而，迄今為止，所有這些理論尚未完全終結對該問題的討論，這為“一帶一路”推進提供了實踐探索的廣闊空間，故而應將族群和解作為“一帶一路”民心相通的重要主題，通過支援和鼓勵創新性的和解研究和和解實踐來探索化解族群衝突和實現族群和解之道。
二是宗教對話。
與族群衝突相伴隨，宗教是“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的重要內容，也是容易引發誤解和製造隔閡的重要因素。作為一種信仰的力量，宗教工作的本質是群眾工作，一旦處理不好，宗教間的紛爭不僅會驅動大規模的社會衝突，而且很容易轉化為動搖和衝擊國家和地區政治大局穩定的爆炸性因素。在兩千多年的歷史演遷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歷了複雜的宗教影響，從最初分散在各地的原始宗教之間不時爆發的衝突到佛教、印度教、猶太教、天主教、基督教、東正教、伊斯蘭教等宗教的成長，不同宗教之間的互動在更大的規模上影響了世界歷史的進程，直接左右了不同國家的歷史發展方向。以中華文明為例，作為人類文明的一部分，在古絲綢之路上，中華文化在歷史上曾與其他文明體系有過三次重要交鋒。在漢唐時期，中華文化與佛教文化交鋒，成功地吸納了佛教文化，實現了儒家倫理、道家精神和佛家智慧之間的圓融匯通，使之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宋元之後，中華文化與伊斯蘭文明交匯，產生了影響至今的回教文化，並成為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分支。明清之後，隨著西方世界的興起，中華文化與西方基督教文化交匯，催生了一波波的西學東漸浪潮，中國汲取了西方基督教文明中的大量成分，匯入了中華文化的主流。可以說，如果沒有與其他宗教的對話、交流和吸收，中華文明不會取得如此燦爛的文化成就。因此，在復興古絲綢之路的新征程中，不僅不能回避宗教因素，而且應該大力支援宗教之間的對話交流，宗教完全可以在“一帶一路”中大有作為，在弘揚新絲綢之路精神上，宗教對話將佔據極其重要的地位。
三是公共外交。
除了族群和解和宗教對話外，在“一帶一路”民心相通中份量最重要的就是公共外交了。儘管在沿線國家已經提出了眾多合作倡議，但“一帶一路”畢竟是由中國領導人提出並推動的重大倡議，尤其是中國是一個經濟實力迅速上升也體量巨大的國家，且中國在歷史上曾有過盛極一時的輝煌盛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很多還曾經屬於古代中國的藩屬國，有的甚至直接就是古代中國的一部分，故而提出“一帶一路”的倡議很容易引發沿線國家的誤解、猜忌和疑慮，特別是擔心中國可能搞“勢力範圍”，企圖復興古代的朝貢體系。針對域內域外國家的諸多疑慮，中國推動“一帶一路”首先需要做好公共外交，甚至可以直接說兵馬未動，公共外交先行。公共外交的任務是解釋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意圖、目標和方式方法，通過充分發揮沿線國家立法機構、主要黨派、政治組織等政治團體的友好往來，向沿線國家政治精英和普羅大眾講清楚“一帶一路”的意圖，通過支援沿線國家的城市互相結為友好城市加強務實合作，通過加強沿線國家的媒體和新媒體合作塑造和諧友好的輿論環境，通過支援沿線國家的智庫開展聯合研究和舉辦論壇增進對相關政策的理解，通過推動大學、文藝團體、科研機構、醫療機構、旅行社等社會民間組織加強基層民眾交流將“一帶一路”倡議轉化為公益慈善和民生合作的成果而惠及沿線國家廣大民眾。所有這些努力，在形式上不拘一格，採取為沿線國家社會團體和廣大民眾所喜聞樂見的方式，真正將“一帶一路”的理念在民眾心中落地生根，這是“一帶一路”最終真正成功的決定性因素。
三、心相知在人相交
心相知在人相交。在推進“一帶一路”民心相通過程中，所有上述努力，只有在建立起實實在在的社會關係網路之後才有可能，因為人與人之間只有真正有了見面的機會，才能開始彼此相知，隨著見面機會的增多，彼此才能從陌生走向熟悉，所謂的神交在現實生活中是很難做到的。為此，推進“一帶一路”民心相通就轉化為創造更多沿線國家民眾之間交往交流的機會，特別是將其納入共同學習、生產、生活的社會關係網中，在網路化生存方式中穩定交往機會，積累彼此認知，積聚相互信任，最終促進民心相通、相親、相愛，進而走出一條“一帶一路”民心相通的道路來。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六個方面進行努力：
一是大學聯盟網。
教育特別是年輕人的教育，是公民社會化的重要渠道，也是人與人相交相知的重要場所。尤其是在大學階段，在完成了基礎教育和中等教育之後，大學成為人才成長的重要搖籃。近代以來，很多國家的發展前途和命運都極大地依賴大學的興起和繁榮。在美國，以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達特茅斯學院、布朗大學及康奈爾大學等8所著名大學組成的常青藤聯盟、由25所院校組成的“新常春藤”以及公立常青藤大學成為美國大學發展及其競爭力的源泉。在歐洲國家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研究型大學聯盟，而且這些大學通過與世界各地的大學建立校級合作、暑期學校、雙學位等合作項目，建立起了遍及世界的世界大學網路。然而，在世界大學地緣政治格局變化的過程中，新興經濟體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大學被排斥在邊緣地帶，大學聯盟和大學網路建設步伐滯後，甚至這些學校越來淪落為向發達國家大學聯盟輸送生源的轉机站。
近年來，依託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合作等平臺，新興經濟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也開始探索建立自己的大學聯盟，比如上海合作組織大學、金磚國家大學聯盟，通過開展教學合作、研究交流、暑期學校、培訓項目、學生交換等渠道，推動彼此之間的相互了解和資源共用，為培養相互了解的人才而努力。因此，在“一帶一路”民心相通推進過程中，建立“一帶一路”大學聯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辦法，通過提供更多獎學金、講習教授、MOOC等支援，為沿線國家之間的大學合作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條件，尤其是推進沿線國家大學在研究生階段的合作，將有助於彌補彼此的缺陷，共用教育資源，從而為“一帶一路”倡議提供一大批相知相親的人力資源。
二是人文交流網。
文化是人與人理解的重要橋梁，包括音樂、電影、美術、雕塑、電視劇、圖書等都是深化國家之間了解的重要載體，依託這些文化載體，可以更好地進入彼此的內心世界，實現一種心與心的交流。隨著全球化的發展，當今世界發達國家、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在角逐“安全高地”、“經濟高地”的同時，又在“人文高地”展開了新一輪競爭與博弈，美國、歐盟、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家都是這一輪人文實力競爭的積極推動者，它們紛紛調整國際文化政策，制訂國家人文發展戰略，加大專項預算投入，吸納社會志願隊伍，拓展海外人文影響力。因此，推進“一帶一路”民心相通要求重視構建人文交流網，為形式多樣的人文交流提供支援。要支援沿線國家互辦文化年、藝術節、電影節、電視周、圖書展以及重大體育賽事等活動，通過支援沿線國家民眾參與文化體育活動增加深入交流的機會。要支援沿線國家的科研院所共建聯合實驗室（研發中心）、國際技術轉移中心、海上合作中心等共建機構，為研發人員合作共事和深入交流創造條件，共同攻克重大科技難關，在科學研究的道路上互相幫助，加深彼此的友誼。要支援沿線國家聯合申請世界文化遺產，共同開展世界文化遺產的聯合保護，共同捍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精神家園。要依託行業、產業和具體領域，支援利用現代媒體和通訊傳播手段，建立各種人脈關係網路，通過舉辦各種行業慶典、紀念活動、學術會議等活動，加深友誼，培植人脈，共同匯聚建設“一帶一路”的人氣、智慧和力量。
三是媒體傳播網。
在資訊技術革命飛速發展的今天，媒體成為人們溝通最便捷的工具，包括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網路和移動網際網路等現代傳播手段，為人們之間的溝通提供了優越的條件。當前，在西方強大媒體話語權壓力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媒體普遍缺乏影響力，在話語權上存在著“結構性弱勢”，且受到語言文化差異的影響，不僅沿線國家媒體與西方國家媒體之間存在著“資訊鴻溝”，沿線國家彼此之間也存在著巨大的“資訊鴻溝”，彼此之間的了解除了通過西方媒體提供了經過過濾後的資訊外，實際上非常缺乏相互了解。在這種情況下，推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媒體的互聯互通就變得十分重要和迫切。因此，要加強“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文化傳媒的國際交流合作，積極利用網路平臺，運用新媒體工具，塑造和諧友好的文化生態和輿論環境。要支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建立媒體網路，在節目互換、媒體合作、資源共用上加強互動，以抱團取暖的方式深化傳統媒體之間的深度合作。同時，要特別重視加強新媒體的共同開發，利用網際網路、社交媒體和各種新聞客戶端加強彼此之間的交流合作，支援媒體從業人員之間的交流，廣植媒體人脈關係網。要推進共同媒體平臺的建設，在現有各國媒體基礎上，組建“一帶一路”媒體協會和媒體從業人員協會，支援建設覆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共同媒體委員會，降低與西方強勢媒體角逐時的壓力。
四是城市夥伴網。
“一帶一路”貫穿歐亞非大陸，一頭是活躍的東亞經濟圈，一頭是發達的歐洲經濟圈，中間是廣大的腹地。在陸地是依託國際大通道，以沿線中心城市為支撐，以重點經貿產業園區為合作平臺，共同打造新亞歐大陸橋、中蒙俄、中國-中亞-西亞、中國-中南半島等國際經濟合作走廊；在海上是以重點港口城市為節點，共同建設通暢安全高效的運輸大通道，分別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到歐洲，以及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顯然，要想實現這一戰略規劃，必須內引外聯，統籌陸海。在陸地上，必須大力推動粵港澳一體化、滬杭寧一體化和京津冀一體化的發展，通過高鐵、高速公路、通訊資訊網路、產業整合、政策整合等多種方式，促進資源的跨地區優化配置，為東部沿海地區的城市化助力，形成國際性大都市-地區中心城市和中小城市的組團化發展格局，並與沿線國家的城市建立友好城市和夥伴關係，組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城市夥伴網路。在海洋上，沿海各城市應抓住機遇，加快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產業規劃，大力發展港口外交、城市外交、公司外交和公共外交等外交活動，在各個港口城市中建立起發達的互聯互通網路和戰略夥伴關係，為建設國際化大都市戰略創造良好條件。尤其是烏魯木齊、香港、廣州、上海、北京應該在建設世界城市方面邁出更大步伐，切實發揮城市外交的龍頭帶動角色，全方位建立沿線城市間的夥伴關係網，搭建通往世界的資訊、人才、技術、資金、文化等交流渠道，打造強大的“一帶一路”經濟增長帶。
五是民生合作網。
民生合作是民心相通的基礎，只有做好“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民生合作，“一帶一路”才能真正算得上是惠及廣大民眾，從而得到民眾的理解、接受和支援。從民眾日常生活最為關注的問題來看，民生合作可能更多圍繞就業、醫療、教育、扶貧、環保、公益、慈善等領域進行，這些領域都是為民眾所看得見的事務，很容易為民眾所注意到。二戰後，美國向海外派遣的和平隊，跨國公司在海外所開展的社會公益活動以及聯合國、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和其他國際非政府扶植所開展的減貧發展事業，也都圍繞這些最基本的民生問題而展開的，實踐證明它能夠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一帶一路”民心相通要把民生合作擺到突出位置，下大力氣投入到沿線國家的民生合作事業中。要與沿線國家強化在傳染病疫情資訊溝通、防治技術交流、專業人才培養等方面的醫療合作，提高合作處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為沿線國家提供醫療援助和應急醫療救助，共同建設“一帶一路”聯合疾病控制中心，為沿線國家提供及時高效的醫療救助。要整合現有資源，積極推進沿線國家在青年就業、創業培訓、職業技能開發、社會保障管理服務、公共行政管理等領域的務實合作，為解決失業和擴大就業提供幫助。要加強沿線國家民間組織的交流合作，重點面向基層民眾，廣泛開展教育醫療、減貧開發、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環保等社會公益慈善活動，促進沿線國家地區生產生活條件的改善。民生合作無小事，要勿以善小而不為，要廣泛發動社會志願者群體，深入到內陸腹地地區，為當地民眾提供迫切需要解決的幫助。
六是旅遊互通網。
旅遊景點及其配套的窗口行業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普通民眾相互了解的最主要依據，旅遊景點所承載的文化內涵和窗口服務行業的服務水準和品質結合在一起，往往形成了遊客對一個國家最初的直觀印象，而且此種印象一旦形成，短時間內很難改變。隨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的發展，跨國旅遊規模會迅速膨脹，迫切要求聯合打造具有絲綢之路特色的國際精品旅遊線路和旅遊產品，提高沿線各國遊客旅遊簽證便利化水準和服務水準。要加強旅遊景點和旅遊線路的互聯互通，在強化旅遊管理規範的同時，強調旅遊個性化特徵，在旅遊便利化方面，通過建設國際一流水準的旅遊集散中心，推動旅遊場站、旅遊業務、觀光巴士、旅遊專線、諮詢服務及旅遊換乘等功能一體化。為方便國際遊客，應推動開設相關語言援助中心、計程車語言後臺服務中心、警務救助外語平臺、賓館酒店和旅遊商貿特色街區設立外語指示系統等，隨時能為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提供母語服務。此外，還可以通過舉辦旅遊推廣活動，借此提高旅遊文明服務和規範服務水準，將旅遊、會展和服務結合起來，全方位提升服務國際範圍遊客的能力和水準。
總之，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民心相通是一個全方位系統，需要社會各界建立一個強大的聯動社會關係網路，實現國際交往能力的整體提升。事實上，民心相通不一定需要追客到府，只需要扎紮實實地做強自身，以國際標準嚴格要求自己，以真心誠心廣結天下朋友，倡導求同存異、相容並蓄、和平共處和共生共榮的精神，就一定能夠跨越歷史恩怨、政治紛爭、族群隔閡和宗教摩擦等諸多障礙，實現不同文明互鑒共榮，沿線各國人民相知相交、和平友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