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世紀中葉，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提出著名的“脫亞入歐論”。從字面上理解，“脫亞入歐”似乎是不屑于當亞洲國家，而加入歐洲國家行列的意思；但其實際意涵，要比字面意義兇狠得多。
歷史上，中國是日本的文化母國，朝鮮則是向日本傳遞中國文化的轉机渠道，也算是日本的半個文化母國，兩國又是日本的鄰邦，因此一部分日本人對於侵略中朝兩國多少有一點顧忌之心。福澤諭吉拋出“脫亞入歐論”，就是為了給侵略朝鮮和中國尋找思想和心理依據，讓日本國民解除顧慮，放手擴張。
福澤諭吉是日本思想界泰斗，日本軍國主義和擴張政策的主要鼓吹者。19世紀盛行于日本的“控制朝鮮論”“瓜分中國論”和“脫亞入歐論”，均出自此人。他認為：“國際關係自古以來都由武力決定，這不過是‘禽獸相接，互欲吞噬’。日本也是禽獸中之‘一國’……吞噬他人者為文明國人，被人吞噬者是文明落後之國。”這是由社會達爾文主義演化而來的弱肉強食的野蠻主張。
1884 年 10 月，當法國擴大侵華戰爭，中國東南沿海閩臺一帶面臨危機時，福澤在自己主辦的《時事新報》上發表《東洋之波蘭》的社論，預言中國將像歷史上的波蘭那樣被列強瓜分，期望日本也能搶佔一份(臺灣全部和福建省的一半)。次年 3 月，他又在同一報紙上發表《脫亞論》一文，主要論點是：日本不必等待鄰國的開明進步，去與之共振東亞，而應脫開這些國家，去“與西洋各文明國家共進退”；對待中國、朝鮮沒有必要“因其為鄰邦而有所顧慮，而應按西洋人對待此類國家之辦法對待之”。這幾句話說到了許多日本人的心坎上，解除了他們的心理顧慮，幫助日本政府做好了侵略中朝的輿論準備和心理準備。用現在的時髦話說，就是福澤諭吉極大地釋放了日本的“侵略生產力”。
實際上，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並非橫空出世，而是所來有自。早在幕府統治的末期，日本思想家吉田松陰就提出，對於日本同美、俄等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吾方決不毀約，決不失信于戎狄”，而應“養國力，割易取之朝鮮、滿洲、支那”。吉田這一交好歐美而侵略中朝的“取償論”，說白了，就是“柿子專揀軟的捏”。可以說，吉田松陰的“取償論”為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作了鋪墊，兩者前後連貫，一脈相承。
“脫亞入歐論”的出籠，適應了日本向中朝擴張的急切需要，因此迅速成為日本對外侵略戰爭的思想理論基礎。由此，日本一面想方設法向西方列強靠攏，一面肆無忌憚地向中朝發動侵略戰爭。甲午戰爭日本打敗中國，終於躋身列強行列，並後來居上成為侵略中國的急先鋒。
對日本來說，“脫亞入歐”不但是一個擺脫半殖民地而躋身列強的過程，同時也是在思想文化、價值觀念上向西方靠攏的過程。通過派遣考察團、派遣留學生、聘請西洋顧問、翻譯西方名著，以及同西方列強打交道，日本民族貪婪地學習西方文明，其思想文化與價值觀念逐漸西化。久而久之，日本人開始以西方人自居，時時處處與西方列強看齊。既然擠進了“西方貴族俱樂部”，日本人的民族優越感也隨之膨脹起來。一些日本學者鼓吹日本民族是“天照大神”的後裔，優越于任何其他民族，應當統治全世界。侵華戰爭中，日本對中國的抗日力量進行攻擊之時，所用詞彙往往是“討伐”“膺懲”“掃蕩”和“治安強化”之類，完全是一副居高臨下的統治者姿態。這種惡劣影響，相沿成習，延續至今。(林治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