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明確，中日關係的根基在民間
今年8月7日，王毅外長在吉隆坡指出，“不僅中國人民，國際社會都在關注日本如何過（歷史）這一關。”王毅外長還指出，“日本的軍事防衛政策發生了很大的調整和變化，自然會引起很多國家特別是周邊鄰國的擔心。” 這番話，確實指出了影響中日關係的兩個關鍵問題。
8月14日，“安倍談話”雖然表述了輿論關注的四個關鍵詞：殖民統治、侵略、深刻反省、由衷歉意。但其表述不僅斷續，而且間接。當天，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張業遂即向日本駐華大使木寺昌人表明瞭中國政府的嚴正立場。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答記者問時也明確指出：“日本理應對那場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的性質和戰爭責任作出清晰明確的交代，向受害國人民作出誠摯道歉，乾淨徹底地與軍國主義侵略歷史切割，而不應在這個重大原則問題上作任何遮掩。”顯然，中國政府對“安倍談話”所表述的“歷史認識”，是不滿意的。
安倍政權在防衛政策方面與中國“較勁”的立場，同樣也不會令中國滿意。今年5月11日，聯合執政的日本自民、公明兩黨就通過“新安保法案”達成共識。所謂“新安保法案”又稱“10+1法案”，由經修改的《武力攻擊事態法》等10個法案匯總而成的《和平安全法制完善法案》，以及新制定的《國際和平支援法案》構成。7月16日，日本眾議院全體會議通過了“新安保法案”，現正由參議院審議。如果參議院否決新安保法案或超過60天仍未進行表決，按日本憲法有關規定，眾議院可再次進行表決。若贊成票超過三分之二，法案即可成立。由於自民、公明兩黨在眾議院475個議席中各佔290席和35席，在參議院242個席位中各佔114席和20席，因此若無意外，法案將最終獲得通過並生效。
安倍為何在兩大關鍵問題上拒絕和中國相向而行？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局長、首相安倍晉三主要智囊谷內正太郎曾表示，“對於21世紀的日本外交來說，如何與中國相處是最大課題。這個課題對於安倍政權而言，尤其困難，尤其沉重。”所以如此，主要因為缺乏充分獨立自主性的日本外交，受美國“亞太戰略”深刻影響。
上世紀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署後至80年代中期，中日兩國曾經歷“政熱經熱”的所謂“蜜月期”。“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長期穩定、相互信賴”，成為“中日關係四原則”。“蜜月期”的出現，除了兩國老一輩政治家的高瞻遠矚和理性務實，還因美國對華政策有重大調整。當時的美日關係處於戰後最佳時期。
但是近年，美國正遭遇冷戰結束以來最嚴峻的挑戰。首先，普金首度執政後，不僅繼續強化軍事實力，而且在烏克蘭問題上和美國針鋒相對，甚至一度“劍拔弩張”。其次，“9.11事件”後，美國和伊斯蘭世界的矛盾愈演愈烈，近年“伊斯蘭國”的出現，更令美國難以真正實施戰略轉移。第三，儘管中國強調實施“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外交戰略，但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和軍事現代化建設，被美國視為對其主導的世界經濟和戰略格局的“威脅”。最後，美國北約盟友的“獨立自主性”日益增強，令美國的指揮棒日益失靈。
2006年，安倍曾發表題為《致美麗的國家——日本》的“政權公約”，主張清算“重經濟、輕軍備”的“吉田路線”，並稱要制定自主憲法，使日本成為“真正自立”的“自信國家”，實現“防衛自強”、“外交自主”。今天，如2013年日本《防衛白皮書》寫道的，正是認識到“美國的全球影響力正發生相對變化”，
安倍看到了“奪回強大日本”的機會。因此，再度執政後，安倍即著手實施以強化日美同盟為旗號，以不斷增加防衛預算擴充軍備為手段，以“獨立強軍”為本質，以轉變專守防衛政策為目標的“奪回強大日本”戰略。這一戰略，無疑獲得美國的支援。美國政府多次公開表示，支援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今年6月初，日本《現代週刊》雜誌報道，“安倍總理認為，美軍和日本自衛隊都視中國為‘假想敵’。”我們無需在意這是安倍酒後失言還是酒後真言，我們只需判斷，安倍是否“狐假虎威”，和中國“較勁”？中日兩國是否陷入彼此視對方為威脅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注意到，日美關係絕非“鐵板一塊”。作為兩國“經貿合作”象徵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談判共29章，由於雙方在農產品和汽車的關稅方面互不相讓，目前達成“合意”的僅10章。今年7月28日，TPP12個相關國家的貿易部長齊聚夏威夷。美國表示，“打算完成TPP最後一輪談判”。但是，曾任小布希政府貿易代表的克萊頓·尤特認為：“等他們到達夏威夷時，會發現情況有多困難。畫上句號比他們想像中困難得多。
與之相比，中國和日本在經貿領域高度互相依存，“政冷經冷”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是雙方共識。重要的是，“經貿互利”不僅是維繫中日民間關係的主要紐帶，而且影響到安全領域。多數日本民眾反對“新安保法案”，即與之直接相關。我們必須明確，“中日關係的根基在民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