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是為了減少猜忌與增加共識
2015年10月24日∼10月25日，第十一屆北京—東京論壇在北京舉行，本屆論壇的主題為“困難與舉措：如何發展長期健康穩定的中日關係——東亞的未來與中日兩國應發揮的作用”。500余位來自中日兩國政界、經濟界、學術界、傳媒界的嘉賓和省市代表，在雙邊政治與外交、經濟貿易、媒體與文化、安全，以及特別5個分論壇中，對涉及中日政治、外交、經貿、安全、文化、環保、旅遊、地方合作等領域的重要議題進行了討論。
北京—東京論壇從本屆開始，已經進入了第二個10年。11年時光，中日關係儘管經歷了許許多多的起伏與波折，但綜觀11年，北京—東京論壇作為中日“民間外交”的重要平臺，對推動中日關係的改善與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近幾年來，中日關係處於難以言說的“冷淡”狀態，這種狀態自然是由於日本執政高層接連做出的一系列嚴重損害中日關係互信的言行所直接造成的。但是，為了中日關係和平與發展的大局，同時為了順應中日兩國人民以及亞太地區乃至整個世界求和平、謀發展與促共贏的時代潮流，在2014年11月7日中日雙方達成了四點原則共識，而四點原則共識是建立在嚴格遵循中日間已經簽署的四個政治文件的原則與精神的基礎上，所以中日四點原則共識的達成，就為中日關係接下來的轉圜創造了一定的條件，而今年的第十一屆北京—東京論壇就是中日四點原則共識達成後召開的第一屆論壇。因此，該屆論壇也就具有了別樣特殊重要的意義。
長期以來，中日關係的“民間渠道”對中日關係的改善與發展，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20世紀70年代中日恢復邦交正常化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民間先行”、“以民促官”就是中日關係的“生動寫照”，而“民間先行”、“以民促官”這一中國外交思路，也正好恰到好處地促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恢復。可以說，沒有中日“民間外交”的先行先試，沒有中日“民間外交”的破冰，也就沒有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開始。
“對話”這一現代漢語詞彙是這樣解釋其含義的：雙方或多方之間接觸或會談；指對立或無聯繫的國家、集團等之間所進行的接觸或談判；也指政府機構負責人士等與群眾就某些問題交換意見的談話。我們這裡的“對話”，顯然可以拿第二種釋義來解釋，即“對立或無聯繫的國家、集團等之間所進行的接觸或談判”。
對話，就是為了使處於對立的兩個國家，找到一種溝通的渠道，以便能增信釋疑，從而找到減少猜忌、增加共識的辦法或者舉措，北京—東京論壇無疑就是為了“對話”而來，無疑就是為了“增信釋疑”而來，無疑就是為了減少中日兩國之間的“猜忌”與增加中日兩國之間的“共識”而舉辦的對話會議。
只有對話而不是對抗，才是中日關係的共處之道。中日關係跌入持續多年的“冷淡”狀態，這自然不是一件好事。舉辦北京—東京論壇，就是讓日本方面深刻認識到，歷史與領土問題是中日關係發展過程中絕不能觸碰的高度敏感問題。正是因為日本執政高層在近三、四年來，一而再再而三地反覆衝撞中日關係中的高度敏感問題，才致使中日關係“冷卻”。不是中國方面不想發展中日關係，而是從根本上說，日本方面的“所作所為”，已經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與尊嚴。如果日本方面再不去深刻反思與警醒，就難以再去深入探討“繼續深入推進中日關係發展”這樣的“豪論”。
只有對話，且是深入持久有效的對話，才能尋獲中日關係“更上一層樓”的啟迪與智慧。11年來，北京—東京論壇經歷了風風雨雨，但始終堅持以“對話”的姿態，深入持久地在兩國各界有識之士之間廣泛地開展對話，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績，以實際行動證明了只有對話，而且是深入持久的、行之有效的對話，才是推動中日關係進一步發展的一條重要渠道。中日關係如何才能避免“衝突”？如何才能找到“更上一層樓”的良方？如何才能使中日關係“持久健康發展”？這是每一個關心中日關係的人士都在苦苦思索的問題。開拓領域、拓展渠道，多方面、多視角對話……中日關係涉及到方方面面，涉及到多個領域，只有廣攬各界各領域的有識之士，從多個渠道、多個領域、多個視角，進行廣泛深入的對話，這或許是歷史已經進入21世紀第二個10年中期的中日關係如何才能有所深入發展的一條路徑。這條路徑，再經過多年的摸索，或許可以從中尋獲中日關係“更上一層樓”的啟迪與智慧。
只有對話，也才能找到合作共贏之有效方法。習近平主席在2015年5月中日友好交流大會上著重指出：“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間，中日關係前途掌握在兩國人民手裏。越是兩國關係發展不順時，越需要兩國各界人士積極作為，越需要雙方加強民間交流，為兩國關係改善發展創造條件和環境。”對抗與零和思維，對中日關係的改善與發展沒有任何好處，而中日關係要想發展，合作與共贏當是兩國關係的必然選擇。而如何追求合作與共贏？在中日關係仍舊存在難以回避的敏感問題這一現實困境面前，在日本政壇仍舊還有頑固的右翼保守政客在叫囂的時候，對話——通過兩國民間期盼中日關係改善與發展的有識之士的深入對話與交流，才能逐漸找到適合中日兩國關係繼續深入發展的合作共贏之有效方法。（龐中鵬 作者係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