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50年代，馬克思指出當時全球的狀況是西方世界與中國“兩極相聯”的秩序，馬克思的智慧對於今天仍然具有啟示意義。北大的韓毓海教授就用這一概念來分析金融危機之後全球生產體系的變局，“兩極相聯”不僅僅局限于描述全球經濟體系，同樣也可能是支配人類未來百年的全球新秩序。主要基於以下幾點理由：
第一，現存的全球秩序具有雙重性。現有的全球秩序從顯性層面來看是人類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成果，同時也是大多數國家所接受的多邊體系。同時，這一體系又具有內在的不平等性。二戰後，全球深層秩序是美蘇爭霸的冷戰格局，隨著蘇聯解體，“美國霸權·西方中心”的全球秩序重新回歸。
第二，中國的角色具有雙重性。中國一方面是現有全球秩序的保守性力量。中國作為二戰勝利國，參與構建了現存全球秩序，過去幾十年來一直是這樣一個全球秩序的積極融入者，並從中獲益。另一方面中國又是這一體系的變革性力量。具體表現為四個方面：第一，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實際上是處於一個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的包圍圈之中。第二，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出於歷史記憶和現實考量，不願意加入發達國家主導的支配與被支配的世界治理秩序。第三，中華文明帶來的一些文化遺產，使得中國也不會完全認可現存的不公正的全球秩序。第四，中國作為一個國土、人口、經濟體量與美國規模等量齊觀的大國，是不會完全被“中心·週邊”秩序所完全吸納的。
第三，“大有大的難處”，美國霸權由於其內在危機正處於長週期的衰落過程中。美國製造業最強大的時候是在二戰後，1953年達到佔世界比重的峰值（44.7％），隨後，全球的生產中心就從美國向東亞轉移。隨著這一轉移，美國利用科技領先優勢和跨國公司全球生產資源配置能力，繼續保持其在全球企業創新中心的地位。從整個國家創新能力來看，美國的全球創新中心地位也正受到挑戰。中國的研發投入、發明專利申請量、科技論文數都在快速追趕美國。
“美元·石油”的霸權同樣也遇到挑戰。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貿易體。人民幣在全球支付中的重要性迅速上升，已經成為第四大貨幣，隨著加入特別提款權，重要性還會進一步上升。
美國要維持一個全球性的軍事霸權，其軍費開支遠遠超出其貿易和GDP佔全球比重，同時由於其霸權的虛擬化，這些都造成了其國內的嚴重債務危機。2008年後奧巴馬政府提出再工業化、削減政府支出、收縮全球軍事干預，可以視為對這一霸權體系內在危機的一種明智反應，但是並不改變其長期衰落趨勢。
第四，中國採取兩種策略“擠入”全球秩序中。中國即沒有條件、也沒有必要建立起一套與美國相抗衡的全球霸權體系。中國的角色恰恰是融入與改造。一種策略就是繼續融入現有國際體系，並推動現有國際治理體系的改革，使得它向一個更加公正平衡的方向發展。另外一種策略就是另起爐灶，構建自身主導的國際協作體制機制，從而對現存的全球秩序形成補充。
第五，中國的“擠入”將推動全球形成新的“兩極相聯”秩序。“兩極相聯”標誌著新的兩極在相互競爭的同時，又相互依存與協作。它並非G2，也並非美蘇兩極冷戰格局，而是人類歷史上沒有過的全球秩序新局。它具有以下幾點特徵：第一，從單極霸權向兩極相聯秩序演變的過程中，中美兩極秩序始終存在競爭與抗衡，兩國圍繞全球秩序主導權的爭奪將是一個長期過程。第二，兩極相聯意味著兩極秩序的相互補充。中國代表的新一極秩序的進入，對舊秩序形成補充，使得全球治理體系更為健全，推動其向更為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第三，兩極相聯還意味著兩極秩序的相互協作。中美有著廣泛的全球共同利益和共同訴求，全球化已經將兩者緊密的聯繫在一起。第四，兩極與多邊共存。由於中國作為能動力量加入，使得任何一方都難以繞開多邊共決機制主導國際事務，所以兩極相聯秩序將推動全球治理的民主化，使得聯合國等多邊機制的重要性上升，而不是下降。
兩極互聯的深層秩序為多邊共決的顯層秩序提供了穩定秩序，這不是霸權穩定，而是中美共同發揮領導力，打破多邊機制的囚徒困境。中美就二氧化碳減排作出共同承諾，對全球的減排起到引領作用就是一個例子。
人類歷史上的全球秩序轉變總是與戰爭或者說巨大的地緣政治災難相伴隨，由於中華文明自身特性，中國崛起並不會採取挑戰現有霸權的方式，而是以一種和平融入和漸進性變革的方式，推動全球秩序轉向一個更加公正、更加合理的方向。這種戰略選擇無疑是充滿智慧的，不但有利於全世界，也同樣有利於中華民族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