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美國加州發生了一起槍擊案，目前，已經有14人死亡，21人受傷。在美國，由於槍支氾濫，造成群死群傷的槍擊案並不罕見。此次案件之所以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其特殊之處就在於——案發後美國警方迅速將其定性為恐怖襲擊。美國一直在擔心出現“本土恐怖分子”，現在，“狼”真的來了。筆者認為，此次事件還是“禍起蕭墻”。
一、審視今昔：持槍權已不合時宜、加重美國社會安全威脅
案發後，持槍權問題再次引起美國人熱議：奧巴馬第一時間再次呼籲控槍，而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堅持認為，如果像德克薩斯州一樣、公民普遍持槍，巴黎恐怖襲擊事件根本不會發生。筆者認為，特朗普此言並未考慮到美國人口分佈和社會形態的區域差異，不管是從客觀環境角度看，還是從現實必要性來看，擁槍都不可能使美國人更安全。
回顧歷史，美國公民持槍的傳統來自其建國初期，地廣人稀、移民成分複雜、執法力量不足的社會環境給公民持槍保衛自身安全以充分的合理性。然而，二百年以來，美國人口分佈和社會形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德州處於人口稀少、相對靜態的農牧業地區，情況與美國建國初期相對類似；然而，70%的美國人居住在經濟社會活動高度活躍的東西海岸地區，將保衛社會安全的責任託付于專業執法力量而非未接受任何專業訓練的普通公民，已經成為世界性共識。
從現實情況來看，一方面，最便於攜帶的自衛武器是手槍，但是，多數美國槍擊案犯罪分子使用步槍，未經過任何專業訓練的普通公民使用手槍不僅不具備任何優勢，反而可能因為激怒犯罪分子而立即喪生，甚至可能嚴重干擾執法人員的現場判斷以致發生誤傷；另一方面，槍支氾濫給恐怖分子作案提供了極大便利，尤其對於那些可能受到外來因素刺激而採取行動的“獨狼”，這也是許多美國人提起“本土恐怖襲擊”便心悸不已的最大原因所在。
二、族裔矛盾：恐懼或將使美國社會重新喪失寬容
曾經的美國並不寬容，“寬容”成為被公眾認同的觀念甚至晚于“持槍權”。由清教徒建立在加爾文教派信仰基礎上的這個國家對於其他種族和不同宗教信仰均表現出不同程度的排斥：從種族隔離到排華法案等等，不一而足。歷經數次民權運動之後，美國才開始高舉“多元和包容”的大旗。
在此次加州槍擊案之前的2009年美軍胡德堡基地槍擊案中，也曾經試圖作“恐怖襲擊”定性。比較這僅有的兩起被定性為恐怖襲擊的槍擊案，筆者發現，二者相似之處在於：均發生在恐怖襲擊頻發、反恐戰爭激烈的時段；並且，嫌疑每人平均為穆斯林——胡德堡案件中的美軍少校哈桑和此次事件的主角之一美國公民薩義德?法魯克均信奉伊斯蘭教。
“9.11”之後，美國國內激發了針對某些宗教和少數族裔的排斥行為，如果把此案放在美國正在與極端宗教性恐怖組織ISIS進行戰爭的大環境中觀察，由“本土恐怖分子”造成的極度恐慌，顯然又會使本已存在的不同族裔、不同信仰人群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升級。與此相對應，若某一特定群體被主流社會排斥和隔絕、無法正常提出自己的利益訴求，會傾向於使用暴力這種極端方式進行反抗。此時，若受到來自外部的極端思想蠱惑，或與外部極端組織合作，美國社會出現“本土恐怖”襲擊的概率必將激增。這種惡果必然將被“主流人士”視為排斥少數族裔的“合理性”，進而加大排斥力度，而自覺不公正待遇加劇的少數族裔必將採取更為激進的措施進行反彈。這種惡性迴圈若不及時制止，其極端狀況便是使社會陷入劇烈的衝突、動蕩和分裂。
三、邏輯誤區：造成和加重美國反恐困境的深層原因
為堅守“持槍自由”的傳統，不惜給恐怖主義實施罪犯創造更有利的機會；對恐怖分子僅僅針對特定群體採取行動，而非從根本上消除他們獲得武器的渠道——此等有悖常理的行為邏輯實在使人困惑。筆者認為，其根源在於美國社會整體意識和觀念滯後、政府未能根據社會的發展和客觀環境的變化及時調整應對方案，在遭遇失敗後缺乏必要反省，每每被局部技術性問題蒙蔽而罔顧大局。
對於美國來說，這種邏輯誤區不僅僅體現在“持槍權”問題上。在中東事務領域，美國從來不反省其中東政策所招致強烈的民族仇恨——是什麼原因讓拉登從美國培養的“棋子”變身成為美國最兇惡的敵人——而只是蒼白無力的將基地組織發動“9.11”事件動機歸結為“對美國自由和民主的仇恨”。
美國主導的“反恐”戰爭 “越反越恐”，其深層原因恐怕就是美國的這個邏輯誤區。如果美國不放下嚴重的“唯我獨尊”思維方式、繼續忽視時代背景和社會環境的變化，就不太可能走出15年來深陷的“恐怖泥潭”。（千里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