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是剛建立不久的新中國與強敵美國互為主要對手進行的一場涉及軍事、政治、經濟、外交各方面的全方位較量，是毛澤東一生中作出的最為艱難的決策之一。回顧這場戰爭發生時中國所處的內外環境，縱觀戰爭結束60多年來國際局勢的風雲變幻，歷史仍然證明，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當年作出的這個決策是正確的，它既不是新中國建立以來的“最大錯誤”，也非“引火燒身”、“得不償失”，而是在中國國家安全、尊嚴、利益受到嚴峻挑戰下我們作出的必然回應。這場戰爭，是中國人民反抗侵略、保衛和平的正義之戰，是打出新中國國威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威的揚威之戰，也是中國人民空前團結、中國社會動員和組織能力空前提高、中共領導建立的新政權加速鞏固的固基之戰。
一、抗擊侵略、援助“鄰人”的正義之戰
（一）朝鮮是中國唇齒相依的鄰邦，中日甲午戰爭後逐步淪為日本的殖民地。1945年8月，在日本戰敗投降前夕，美國提議在朝鮮半島以北緯38度線（即“三八線”）為界，由美軍和蘇軍分別在南北兩邊接受日軍投降，得到了蘇聯的認可。這樣，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朝鮮雖然掙脫了日本的殖民統治，但統一的國家卻被人為地分為兩個部分。在如何建立一個統一的朝鮮臨時政府的問題上，美蘇兩國意見尖銳對立。1948年8月，在美國政府扶持下，朝鮮南方成立了李承晚任總統的大韓民國政府。針對這種情況，朝鮮北方也于當年9月成立了以金日成為首相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南北朝鮮由此正式分裂。1948年12月，蘇軍根據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的要求，從朝鮮北部撤出。半年以後，美軍也宣佈從朝鮮南部撤出。這樣，如何實現民族統一便成為朝鮮的內部事務。朝鮮南北兩個政府在如何實現國家統一以及統一于哪一方的問題上展開了激烈鬥爭，從1949年1月至1950年6月，南北朝鮮在“三八線”附近共發生2000多起糾紛，“三八線”兩側的交通、電訊和人員物資的交流被切斷。這種武裝衝突不斷升級，終於導致1950年6月25日出現大規模嚴重衝突，朝鮮內戰爆發。
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政府立即決定對朝鮮事務實行武裝干涉，並將干涉的範圍擴大到朝鮮以外的亞洲地區。6月26日，美國調動其駐日本的空軍和海軍部隊侵入朝鮮，對朝鮮城市狂轟濫炸，支援南朝鮮軍隊作戰；6月27日，美國操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決議，向韓國政府提供援助。6月30日，美國又命令其陸軍部隊在朝鮮參戰。7月7日，美國再次操縱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成立由美國指揮的“統一司令部”，使用聯合國旗號，組織 “聯合國軍”開入朝鮮半島作戰。“聯合國軍”由16個國家的士兵組成，其中美軍佔90%以上。南北朝鮮之間的內戰因美國的插手而重新成為國際性問題。
對朝鮮半島局勢的變化，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一直密切關注。朝鮮戰爭在最初階段，由金日成領導的朝鮮人民軍節節勝利。但隨著交戰雙方在釜山地區陷入膠著，戰爭長期化的趨勢逐漸顯露。為應付朝鮮戰局可能出現的不利變化以及朝鮮方面屆時可能提出的援助要求，中共中央在軍事上採取了一系列“未雨綢繆”之計。1950年7月13日，中央軍委作出《關於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迅速調集25萬野戰軍，組成東北邊防軍並完成集結；同時向蘇聯訂購武器裝備，加快空軍、炮兵和高射炮兵等特種兵建設，制訂防空計劃。對朝鮮戰爭事態的發展，毛澤東作過“戰爭持久化”、有可能“打第三次世界大戰”等各種預想。在1950年8月4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提出，要作出國作戰的打算，認為“如美帝得勝，就會得意，就會威脅我。對朝鮮不能不幫，必須幫助，用志願軍的形式。”[1]對於中國出不出兵，毛澤東有一條“底線”，這個“底線”就是美軍是否越過三八線，如果“不過三八線，我們不管，如果過三八線，我們一定過去打。”[2] 進入9月中旬以後，朝鮮戰局急驟逆轉，美軍7萬餘人在仁川港登陸，朝鮮人民軍腹背受敵，退路被切斷。9月28日，美軍佔領漢城，隨後又全線進抵並準備越過“三八線”。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處境危殆的緊要關頭，毛澤東決定，由政務院總理周恩來于9月30日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人民熱愛和平，但是為了保衛和平，從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戰爭。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3]10月3日淩晨，周恩來透過緊急約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再次對美國當局提出強烈警告，若美軍越過三八線，“我們不能坐視不顧，我們要管”。然而，美國當局對中國政府的多次警告，置之不理，不屑一顧。10月1日，先是南朝鮮軍越過“三八線”，10月7日，美軍也越過“三八線”，向朝鮮北方大舉進犯，並迅速向朝中邊境推進。
就在10月1日南朝鮮軍越過“三八線”的當天深夜，金日成緊急召見中國駐朝鮮大使倪志亮，向中國政府提出出兵支援的請求。儘管毛澤東對出兵早有準備，但要真正付諸實施，同世界頭號強國美國一決雌雄，仍費躊躇。10月1日以後，毛澤東連續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出兵得失。曾長期擔任毛澤東秘書的胡喬木回憶：“我在毛主席身邊工作二十多年，記得有兩件事是毛主席很難下決心的。一件是1950年派志願軍入朝作戰，再一件就是1946年我們準備同國民黨徹底決裂。”[4]胡耀邦也回憶：考慮出兵不出兵朝鮮的問題，毛主席“一個禮拜不刮鬍子，留那麼長。想通以後開了個會，大家意見統一了，毛主席就刮鬍子了。”[5]討論中毛澤東動情地表示：當“別人處於國家危急時刻，我們站在旁邊看，不論怎樣說，心裏也難過。”[6]
經過18個日夜的反覆討論，在反覆權衡利弊的基礎上，毛澤東最終作出了出兵朝鮮的決定，認為出兵“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都極為有利；而我們不出兵讓敵人壓至鴨綠江邊，國內國際反動氣焰增高，則對各方都不利……。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 [7] 1950年10月19日，我英雄的人民志願軍將士，在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懷的率領下，在夜幕掩護下秘密跨過鴨綠江，開始了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
（二）中國作出抗美援朝決策，也是中國維護自身國家利益使然。
1950年5月，人民解放軍攻佔海南島，解放臺灣的準備工作進一步加緊進行。美國此時也聲言無意在臺灣獲取特權，也不打算使用武裝部隊干預中國的局勢。但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政府立即調整對臺政策。戰爭爆發的第二天，美國總統杜魯門即命令其駐菲律賓的海軍第七艦隊侵入臺灣海峽，併發表聲明，正式提出臺灣所謂“未來地位的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復、對日和約的簽訂或經由聯合國的考慮。”[8]美國從此直接插手臺灣問題，把臺灣視作一艘不能落入共產黨手裏的“不沉的航空母艦和潛艇的供應艦”[9]，侵佔臺灣作為美國的一項長期政策開始確定下來。美國的行徑不僅嚴重侵犯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威脅了新中國的安全，而且在關鍵時刻阻撓了中國的統一進程。1950年6月28日，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宣佈“杜魯門二十七日的聲明和美國海軍的行動，乃是對於中國領土的武裝侵略，對於聯合國憲章的徹底破壞。”“我國全體人民，必將萬眾一心，為從美國侵略者手中解放臺灣而奮鬥到底。”[10]同年11月，中國政府特別代表伍修權在聯合國安理會上作長篇發言，嚴正表達了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在臺灣問題和朝鮮問題上的正義立場，指出:臺灣只有一個問題，就是美國政府武裝侵略我國領土臺灣的問題；朝鮮問題的真相不是別的，正是美國政府武裝干涉朝鮮的內政，並嚴重破壞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安全。
朝鮮戰爭爆發後，美軍將戰火從鴨綠江邊燒到中國東北，不斷派出B—29重型轟炸機和其他作戰飛機，對中國東北邊境城市安東、輯安等地進行頻繁轟炸和掃射，炸毀建築物、工廠及車輛，炸死炸傷中國平民，襲擊正常行駛的商輪。從10月起，美國還派飛機襲擾山東半島的青島、煙臺等地，大有將戰火從中朝邊境進一步擴大之勢。特別是當時中國重工業半數在東北，而東北工業基地一半在遼東、遼南。如果中國不出兵援朝，讓美軍壓至鴨綠江邊，不但整個“南滿電力將被控制”，“瀋陽、鞍山、撫順這些地方的人民不能安心生產”[11]，而且主要工業基地直接暴露在美軍的威脅之下，甚至首都北京也受到美國重型轟炸機的威脅。面對核心利益受到嚴峻挑戰，中國政府多次強烈要求美軍撤出臺灣和臺灣海峽，抗議美國飛機對中國東北邊境城鎮鄉村的轟炸掃射，但都被置之不理。周恩來曾說：“過去我們是管過理過的，如向聯合國控訴等。現在這樣已經不夠了，應有新的決策。”[12]這個新的決策就是出兵朝鮮、反擊侵略。
（三）總之，中國的鄰邦急需支援，唇亡齒寒，中國不能隔岸觀火；中國的臺灣、東北也受到侵略，自身的國家安全和尊嚴需要捍衛，這都迫使中國必須毅然決然挺身而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1950年11月4日，中國共產黨在與11個民主黨派、團體發表的聯合宣言中指出：“朝鮮的存亡與中國的安危是密切關聯的。唇亡則齒寒，戶破則堂危。中國人民支援朝鮮人民的抗美戰爭不止是道義上的責任，而且和我國全體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關聯著，是為自衛的必要性所決定的。救鄰即是自救，保衛祖國必須支援朝鮮人民。”由此可見，出兵朝鮮，抗美援朝，絕非像有些人所說的是毛澤東“意氣用事”、“個人決斷”，也非受史達林“鼓動和壓力”的產物，而是兼具道義與正義、救鄰與自救的必然應對之舉，是中國迫不得已的反應。對此，毛澤東在1951年10月舉行的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開幕詞中進一步闡述：“我們不要去侵犯任何國家，我們只是反對帝國主義者對於我國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國軍隊佔領我國的臺灣、侵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打到了我國的東北邊疆，中國人民是不會和美國軍隊作戰的。但是既然美國侵略者已經向我們進攻了，我們就不能不舉起反侵略的旗幟，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義的，全國人民都已明白這種必要性和正義性。”[13]
對於中國抗美援朝的正當性和必然性，美國有識之士也承認：“中國出兵朝鮮是出於國家利益的考慮，是不得已的。如果蘇聯侵略墨西哥，那麼美國在五分鐘之內就會決定派軍隊去的。”基辛格在評論朝鮮戰爭時也指出，“中國絕不可能默許美軍揮師朝鮮邊境，因為朝鮮是歷史上入侵中國的必經之地，特別是日本就曾以朝鮮為基地佔領滿洲，侵略中國北方。況且美國出兵朝鮮在戰略上還意味著北京在臺灣海峽和朝鮮兩線受敵，所以中國就更不會袖手旁觀。”“他們沒想過要在軍事上挑戰美國，是幾經思考，才決定以攻為守，赴朝參戰的。”[14]
二、贏得尊重、以弱勝強的揚威之戰
（一）2010年10月25日，習近平在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60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打出了新中國的國威和人民軍隊軍威，創造了以弱勝強的範例。”[15]抗美援朝的勝利，充分展示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昂首挺胸站起來的新中國所蘊藏的無窮力量和動能，“從中國人在整個朝鮮戰爭期間所顯示出來的強大攻勢和防禦能力中，美國及其盟國已經清楚地看出，共產黨中國已成為一個可怕的敵人”，“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那個軟弱無能的國家了”[16]。
抗美援朝戰爭，是在敵我力量極為懸殊的條件下進行的。當時，中國面臨的情況是：國民經濟恢復剛剛開始，財政狀況甚為困難，物資極度匱乏，新解放地區的土改還沒有進行，人民政權也沒有完全鞏固，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基本上還處於“小米加步槍”的水準，海軍空軍也處於初創階段。而中國所要出戰迎擊的卻是世界上經濟實力最雄厚、軍事力量最強大的美帝國主義。中美兩國國力相差極為懸殊：1950年，美國鋼產量8772萬噸，中國只有60萬噸；美國工農業總產值2800億美元，中國只有100億美元。美國還擁有包括原子彈在內的大量先進武器，具有世界上最強的軍工生產能力和後勤保障能力。就連實力雄厚的蘇聯，也不願因為援助朝鮮而冒同美國直接衝突的危險。
就是在這樣極不對稱、極為艱難的條件下，中國共產黨權衡利弊，橫下一條心，作出了經得起歷史考驗的戰略決策。中國人民志願軍“雄赳赳、氣昂昂”地跨過鴨綠江，出擊了、應戰了。戰爭期間，在幅員狹小的朝鮮半島上，雙方投入的兵力最多時達300多萬，兵力密度、敵方空中轟炸密度和許多戰役戰鬥的火力密度在世界戰爭史上都是空前的。美國軍隊動用了除核武器以外所有新式武器，還將其陸軍的三分之一、空軍的五分之一和海軍的大部分兵力投入戰場。中國人民志願軍將士則以劣勢裝備進行殊死搏鬥，即使戰鬥到只剩一人一槍，仍然堅守陣地，頑強地同敵人血戰到底。在反擊敵人“空中絞殺”中，年輕的志願軍空軍搏擊長空，以空中“拼刺刀”的勇氣，給號稱“王牌”的美國空軍以沉重打擊，擊落敵機330架，擊傷95架，創造了世界空戰史上的奇跡。從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在不到一年時間裏，中國人民志願軍同朝鮮人民軍並肩作戰，連續進行了5次戰役，把不可一世的侵略軍從鴨綠江和圖們江邊趕回到三八線附近，一舉收復了朝鮮北部廣大土地，奠定了這場反侵略戰爭勝利的基礎。此後，又構築起銅墻鐵壁般的縱深防禦陣地，多次粉碎了敵人的重點進攻和細菌戰。中朝軍隊不僅把戰線在三八線附近穩定下來，而且還進行了多次進攻戰役，最終迫使侵略者停戰談判，于1953年7月27日在《朝鮮停戰協定》上簽字。
（二）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戳穿了美帝國主義不可戰勝的神話，並給美國以嚴重教訓。戰爭中，美軍被斃、傷、俘39萬餘人，軍費開支400億美元，消耗作戰物資7300余萬噸。當這場“苦澀的戰爭”結束後﹐“大多數美國人都急於把它從記憶的罅隙中輕輕抹掉”[17]。在停戰協議上簽字的美國遠東軍和“聯合國軍”第三任總司令馬克·克拉克後來在其回憶錄中寫道﹕“1952年5月，我受命為聯合國軍統帥，代表17個國家，在韓國抵抗共產黨侵略。15個月以後，我簽訂了一項停戰協定，這協定暫時停止了……那個不幸半島上的戰爭。對我來說這亦是表示我40年戎馬生涯的結束。他是我軍事經歷最高的一個職位，但是他沒有光榮。在執行我政府的訓令中，我獲得了一項不值得羨慕的榮譽，那就是我成了歷史上簽訂沒有勝利的停戰條約的第一位美國陸軍司令官。我感到一種失望和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麥克阿瑟和李奇微兩位將軍一定具有同感。”[18]
與克拉克的“失望和痛苦”相反，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則自豪地宣告:“它雄辯地證明: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佔一個國家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19]。毛澤東也說：“中國人民有這麼一條：和平是贊成的，戰爭也不怕，兩樣都可以幹。”“帝國主義侵略者應當懂得：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20]
（三）中國在抗美援朝中也付出了巨大犧牲，志願軍自身作戰減員36.6萬餘人，戰費開支62.5億元人民幣（相當於25億美元），作戰物資消耗560余萬噸，解放臺灣被遲滯，但也正是這些不得不付出的犧牲和最終贏得的勝利，空前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威望，增強了新中國對亞洲事務和世界事務的話語權，大漲了中國人民的志氣，美國這個頭號帝國主義的軍事力量，在中國人民眼裏，再也不是不可戰勝的了，而中國人民在世界人民的眼裏，再也不是孱弱的、無足輕重的、任人欺淩的“東亞病夫”了，中國維護了國家和民族的最大利益，更贏得了長期、持續、潛在的戰略利益，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不得不對中國刮目相看。1954年中國參加日內瓦會議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1955年中國代表團在第一次亞非會議上能夠發揮主導作用，1958年臺海危機中為臺灣國民黨軍艦護航的美國軍艦一遇到人民解放軍炮擊就退入公海，20世紀60年代美國地面部隊在對越戰爭中未敢逾越北緯17度線，以至今天的中國和中國軍隊言必信、行必果，在世人面前形成不怕鬼、不信邪、不向強權霸權低頭屈服的負責任大國和威武文明之師形象，無不是這種長期影響、潛在利益的具體表現。
三、凝聚民心、鞏固政權的固基之戰
抗美援朝極大地提高了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極大地提振了中國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極大地提升了中國共產黨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也極大地凝聚了黨心軍心民心，成為加快推動各領域社會變革、剷除危害社會安定的各種反動勢力、加速新中國政權鞏固的強大動力。
在志願軍打響入朝作戰第一仗的次日，黨和政府即在國內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全國人民抗美援朝運動。在“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號召下，全國掀起了參軍、參戰、支前，募集慰問品慰問金、寫慰問信、組織各種慰問團慰問志願軍以及開展生產競賽、優待烈軍屬的熱潮，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被極大地激發起來。抗美援朝運動的蓬勃發展，不僅表達了對志願軍的尊敬和愛戴之情，大大鼓舞了志願軍的戰鬥意志，而且也有力地促進了國內各方面工作的開展。
國民黨當局敗退臺灣前夕，有計劃地在大陸潛留了大量特務和反動黨團骨幹分子，他們聚集潰散的國民黨軍隊，會同遍佈城鄉的慣匪、反動會道門組織等，從事縱火、爆炸、暗殺、竊取國家機密等破壞活動。朝鮮戰爭爆發後，這些反動分子的氣焰更加囂張，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反攻大陸”時機已到，更加肆無忌憚地從事各種破壞活動，據統計，僅1950年1月至10月，全國就發生妄圖顛覆新生政權的武裝暴動816起，西南地區被匪特攻打、攻陷的縣城有100座以上，全國有近四萬名幹部和群眾積極分子慘遭匪特殺害。為了剷除反動勢力，伸張民氣，鞏固政權，1950年中共中央部署在華東、中南、西南地區開展了大規模的剿匪鬥爭，投入剿匪作戰的主力部隊有150余萬，到1951年上半年，基本平息了大陸匪患。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大張旗鼓地重點鎮壓特務、土匪、惡霸以及地下軍、會道門等反動組織，到1951年10月，反革命勢力基本肅清。大規模剿匪和對反革命分子的鎮壓，維護了人民群眾的利益和社會秩序，鞏固了人民政權。
為配合抗美援朝戰爭，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從1950年冬季起，各新解放區還分階段、有領導有步驟地展開了一場歷史上空前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到1952年底，除一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及臺灣省外，全國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連同老解放區，完成土地改革地區的農業人口占全國農業人口總數的90%以上。全國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從根本上剷除了中國封建制度的根基，對我國經濟、政治、文化和城鄉社會發展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廣大農民獲得土地等基本生產資料之後，不僅迅速提高了經濟地位，而且形成有覺悟有組織的階級隊伍。這是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和保衛翻身果實的重要力量。
在進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運動的同時，黨還領導開展了其他各項民主改革。工礦企業的民主改革主要是廢除使工人群眾深惡痛絕的封建把頭制、侮辱工人的搜身制等；舊的婚姻制度的民主改革，主要是頒布和實施《婚姻法》，移風易俗，廢除包辦強迫、男尊女卑、漠視子女利益的封建主義婚姻制度，禁止重婚、納妾，禁止童養媳，禁止干涉寡婦婚姻自由和借婚姻關係索取財物等；黨和政府還發佈了嚴禁鴉片煙毒和賭博的通令，掃除了舊中國屢禁不絕、被視作不治之症的娼毒賭等社會痼疾。通過民主改革，從農村到城市，從工礦企業到機關學校，整個社會面貌都發生了積極深刻的變化。各階層在民主改革基礎上振奮革命精神和生產熱情，為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創造了良好的群眾基礎和社會環境。
各項改革都是圍繞恢復和發展經濟這個中心的。1951年2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中長期發展戰略思想，1952年5月中央確定了“邊抗、邊穩、邊建”的財經工作方針。按照這些方針部署，中國國民經濟恢復計劃雖因抗美援朝而進行了調整，但1951年中國的財政經濟力量，“卻以空前的速度向前發展”，“出現了遠比原來預計良好的情況”。與1950年比較，1951年工業總產值增加了26.8％，鋼增產47％，煤增產28.76％，發電量增產25％，全國人民1951年的購買力比1950年約提高25％。到1952年10月，中國的工農業生產全部恢復到歷史最高水準，並有了自己的製造工業。
抗美援朝戰爭已經結束60多年了。60多年來，中國發生了巨變，世界也發生了巨變，在這個巨變中，抗美援朝戰爭的決策及勝利發生著不是無足輕重的作用。今天我們回顧和評價這個重大事件，應取的正確態度是：尊重歷史而不是歪曲歷史，崇敬英雄而不是褻瀆英雄，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走得更遠。
[責任編輯：李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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