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由武漢大學中國邊界與海洋研究院和荷蘭萊頓大學格勞秀斯國際法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南海仲裁案與國際法治研討會在荷蘭海牙舉行。來自亞洲、非洲及歐美國家和地區的30多名國際法學者強烈質疑菲律賓南海仲裁案，認為談判才是解決南海爭端的最佳途徑。
仲裁庭未能在基於事實的客觀基礎上判斷菲律賓訴求所掩蓋的真實爭端
“菲律賓提出南海仲裁案沒有尊重歷史事實。”武漢大學中國邊界與海洋研究院院長胡德坤說，史料表明，南海諸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法研究所研究員柳華文指出，仲裁庭在論及菲律賓第一和第二項訴求時指出，中菲之間的爭端是有關《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公約》）框架下“歷史性權利”的爭端。然而，“歷史性權利”在《公約》締結前久已存在，它建立在包括習慣國際法在內的一般國際法的基礎上並由其規範，與《公約》並行，不涉及《公約》的解釋或適用。國際法遠遠不只是1982年制定的《公約》，該《公約》只是國際法的一個部分而已。“現在菲律賓和某些國家硬要讓所謂的仲裁庭解決涉及南海問題的爭端，而仲裁庭需在《公約》框架下進行審理和裁決，這顯然是該公約的無法承受之重。”
英國外交部前法律顧問克裏斯·沃默斯利指出，仲裁庭未能在基於事實的客觀基礎上判斷菲律賓訴求所掩蓋的真實爭端。他說：“海洋地物的地位與領土主權和海域劃界密切相關，而仲裁庭沒有認識到南海問題的根本性爭議是主權問題，對南海海洋地物地位的判定，只有在相關主權問題解決後才可能給予合理的解答。”
國際法院前法官阿卜杜勒·科羅馬告訴記者，國家同意對強制性仲裁來說必不可少，《公約》的強制性仲裁及其他強製程序均應嚴格建立在國家同意基礎上。科羅馬是1973年至1982年聯合國第三次海洋法會議的非洲代表團團長，正是這一歷經9年、有160多個國家參與的會議最終產生了《公約》。他說，南海仲裁庭必須首先保證其管轄權不存在任何疑問，才能進入實體問題審理，否則裁決不可能有效。
菲律賓單方面將有關爭端訴諸國際仲裁絕非明智之舉，無助於解決南海爭端
“自2013年1月22日菲律賓單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以來，該案一直是輿論焦點，而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美國這個域外大國企圖把南海問題作為遏制中國發展的突破口和切入點。”荷蘭烏特勒支大學法學院教授湯姆·茲瓦特認為，利用國際法以達到政治目的是非常危險的。
對於南海強制仲裁對國際法，尤其對《公約》造成的嚴重傷害，美國國務院前法律顧問、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亞伯拉罕·索費爾深表擔憂。他說，國際司法和仲裁機構本應尊重國際條約自身的限制和主權國家的保留，而仲裁庭卻宣稱對菲律賓“人為製造”的訴求擁有管轄權，這已破壞了國際司法和仲裁機構的可信度。
現年74歲的拉奧·佩馬拉朱曾任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主席，參與了《公約》的制定。他說：“仲裁庭僅由5名仲裁員組成，其中4人來自歐洲，他們的代表性和權威性恐難勝任這項艱巨的任務。”
佩馬拉朱認為，菲律賓單方面將有關爭端訴諸國際仲裁絕非明智之舉，無助於解決南海爭端。菲律賓試圖繞過中國政府2006年作出的將劃界等爭端排除強制仲裁程式的聲明，要求仲裁庭就南海個別島礁的海洋權利作出裁決。仲裁庭即便作出裁決，也僅僅是“真空中抽象的學術操練”，對南海爭端的解決並無實際價值。
中方通過協商談判化解南海爭端的主張符合各方利益，是解決問題的正確途徑
與會專家普遍認為，中方通過協商談判化解南海爭端的主張才是解決問題的正確途徑。
“美國和加拿大自1812年戰爭以後存有10處邊界爭端，兩國對過於複雜、牽涉太多因素的爭端堅持通過協商解決。”索費爾以美國和加拿大之間的邊界爭端解決過程為例，說明強製程序並不是解決爭端的主要途徑，更不是唯一和首選途徑。“我不支援菲律賓繼續採取訴訟仲裁的手段來解決南海問題。和平地解決爭端，符合各方的利益。”
索費爾指出，美國過去不曾、將來也不會將類似菲律賓訴求的爭端提交國際仲裁，但近期卻反覆要求中國遵守仲裁庭裁決、支援所謂“法治”。美國應回到中國所主張的正確軌道，敦促菲律賓返回談判桌。
茲瓦特認為，仲裁庭用對抗式訴訟程式處理案件，對講究調解衝突、彌合分歧的亞洲“和”文化而言，是個“外來物種”。他認為，仲裁庭的裁決在亞洲地區不可能獲得必要的支援。
科羅馬認為，有關當事方通過直接協商解決爭端是唯一有效的途徑。“很多歷史遺留問題都需要耐心來解決，單方面期望通過缺乏法理權威的第三方來裁決矛盾是一種急功近利的做法，不僅無助於問題的最終解決，還會破壞通過和談加以解決的路徑。”
佩馬拉朱認為，中國和菲律賓是搬不走的鄰居，雙方有一些分歧和矛盾可以理解，但“當事雙方應該理智地面對面坐到談判桌前，讓熟悉全部爭端來龍去脈的專業人士來磋商，而不是單方面地通過仲裁手段來解決南海爭端”。
（本報海牙6月27日電）
■國際回聲
中國已按照《公約》規定將海域劃界等爭端排除強制仲裁，中國拒絕菲律賓將南海爭端提交仲裁有堅實的法律依據，被強行推進至今的南海仲裁“極不明智”。
——美國國務院前法律顧問亞伯拉罕·索費爾
國家同意對強制性仲裁來說必不可少，《公約》的強制性仲裁及其他強製程序均應嚴格建立在國家同意基礎上。南海仲裁庭必須首先保證其管轄權不存在任何疑問，才能進入實體問題審理，否則裁決不可能有效。
——國際法院前法官阿卜杜勒·科羅馬
仲裁庭對主權和劃界問題無權管轄，僅僅判斷個別島礁的海洋權利，就好比空談一件物品到底是什麼，卻不能判斷這件物品歸誰所有，這樣等於沒有裁決。倘若仲裁員就該物品的歸屬作出判斷，那又證明了他們越權。
——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前主席拉奧·佩馬拉朱
利用國際法來達到政治目是非常危險的。我們看到，一些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有的國家利用國際法企圖從政治上壓制中國，這對國際法和地區穩定都沒有好處。
——荷蘭烏特勒支大學法學院教授湯姆·茲瓦特
[責任編輯：郭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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