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誠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

　　安德烈 科累布科 莫斯科國際關係研究院博士研究員

　　10月5日，一趟中國生產的列車從衣索比亞首都的拉布車站開出，標誌著亞的斯亞貝巴——吉布地鐵路（以下簡稱亞吉鐵路）正式開通。然而，一輪始料未及的社會動蕩卻伴隨著這條代表著中非友誼和埃塞富足發展之路的開通而掀起高潮。就在通車前三天，衣索比亞首都南部的比紹夫圖鎮發生嚴重踩踏事件：當地主要族群奧羅莫人的傳統節日慶典為反政府勢力所利用，形成大規模示威活動，隨之發生踩踏和騷亂，造成500多人死傷。隨後，此次動亂的規模和強度不斷升級，在亞吉鐵路通車後達到頂峰。通車儀式四天之後，埃塞總理被迫宣佈該國進入長達6個月的緊急狀態，給近十年來力推中國發展經驗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衣索比亞，這一的東非古國的未來蒙上了一絲陰影。

　　埃塞社會動蕩的根本原因在於其國內極其複雜的政治、歷史和民族狀況。但是，此次騷亂的高潮竟然爆發于極具經濟效益的亞吉鐵路開通前後，這一“巧合”的背後卻是深刻的大國博弈。

　　被大國利用的民族矛盾

　　主要居住在奧羅米亞州的奧羅莫人是衣索比亞最大的族群，但歷史上一直受到處於少數族群地位的阿姆哈拉族統治，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處於邊緣地位。奧羅莫族曾在16和17世紀于非洲之角建立自己的民族政權，並在16世紀到19世紀與如今佔據政權的阿姆哈拉族人的祖先阿比西尼亞人共同統治如今的衣索比亞地區。19世紀中期以後，現代衣索比亞的締造者孟尼利克在英法等殖民國家的支援下向奧羅米亞地區進行血腥地擴張，最終將這一地區納入其版圖。在衣索比亞的統一過程中，阿比西尼亞人對奧羅莫族人進行了無情的屠殺，並且在統一之後對奧羅莫族採取差別對待的策略，使得兩個民族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如今活躍在衣索比亞境內的反政府組織——奧羅莫解放陣線成立於1973年，將“實現民族自決，將奧羅莫人民從壓迫中解放出來”作為自己的政治目標。1991年，現代的衣索比亞在門格斯圖政權的廢墟上建立起來，並且基本上實現了民族和解，奧羅莫人也在埃塞中央政府和議會當中獲得了相當的代表席位，埃塞也走上了和平發展的道路。

　　然而，埃塞民族問題的背後卻滲入了超級大國逐利的陰影。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就曾支援衣索比亞的反政府勢力推翻門格斯圖軍政府的統治。民族和解之後，一部分心懷不滿的奧羅莫解放陣線成員從新政府中脫離出來，尋求與美國政府支援自己的訴求，在華盛頓特區成立了新的奧羅莫解放陣線，也就是此次騷亂的主要組織者。有趣的事，被埃塞政府認定為恐怖主義組織的奧解陣，卻被美國國土安全部認為“與恐怖主義有關的不予入境理由並不適用於自願參與奧羅莫解放陣線的外國人”。為此，衣索比亞政府發言人在評價此次騷亂時激憤的指出“有些國家直接參與武裝、資助和訓練了這些恐怖分子”。

　　大國政治視角下的衣索比亞

　　從曾經的緊密支援到如今的相互指責，美埃關係轉變的背後卻是美國對於中國在非洲實力上升的猜忌。衣索比亞臨近紅海航道的地理位置成就了它在促進歐亞貿易過程中不可替代的地位，這也使得衣索比亞成為中國倡導的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重要節點國。

　　亞吉鐵路西起衣索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東至吉布地港，全長約750公里。其不僅是中國在海外採用全套“中國標準”修建的首條鐵路，更是非洲大陸上最為先進、高效的現代化鐵路。在鐵路修建過程中，中國企業總共為當地創造了約4.8萬個就業崗位。對於缺乏出海口，卻在中國幫助下快速發展出口外向型加工業的埃塞而言，這條鐵路為“埃塞製造”提供了輸往世界的渠道，承載著該國實現經濟增長、擺脫貧困的期望，對於該國未來的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戰略意義。自2015年秋季開始，埃塞發生了嚴重的旱災，政府決定臨時起用尚在建設收尾階段的亞吉鐵路投入救災工作，數月來已經運送救援物資近9萬噸，有力支援了救災工作。以華堅鞋業、中非發展基金和保利協鑫為代表的中國企業也大量進入埃塞，建設了東方工業園以及大量的工礦和製造業企業，使得該國的經濟發展步入高速增長期。

　　奧羅莫解放陣線的活躍度在亞吉鐵路正式運營之後達到了頂峰，不只是單純的巧合。此次騷亂的發生，完全符合美國“混合戰爭”的思路：華盛頓定期鼓勵一些媒體和非政府機構製造輿論和社會危機，以阻礙不符合美國利益的國際基礎設施和投資項目的進展。亞吉鐵路的兩端，一方是實踐中國發展模式的衣索比亞，另一方是中國在海外第一個軍事補給設施所在地吉布地港，這一方案的執行足以改變東部非洲乃至整個非洲大陸大國博弈的格局，顯然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中非合作新的挑戰

　　美國主導的衣索比亞動亂並沒有嚴重損害中國在衣索比亞的經濟利益。作為中國在海外的重要境外經貿合作區之一，衣索比亞境內的東方工業園在當地政府的保護下保持了穩定，繼續生產。在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前一週，衣索比亞政府即派駐120名部隊戰士駐守在工業園內武裝待命，10月8號聯邦政府又派駐52名防暴警察進駐保護。自2000年中非合作論壇機制建立以來，雙方間的經貿合作與人員交流日益深化：中國在非企業已有2500家，並且還在不斷地增加；中國在非的人口也已達到100至150萬人。中非的經貿合作確實給參與其中的中國企業帶來諸多利益，也難免讓更多的中國企業和人員面臨了安全威脅。自2014年以來，馬利、南蘇丹和埃塞都發生了中國企業遇襲造成人員傷亡的事件。

　　因此，中國需要審視其對非政策，以更好地保護在非中國人和企業的安全。首先，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堅決摒棄西方大國在非洲培植代理人的手段。其次，堅持多邊主義。中國應當繼續加強聯合國作為國際衝突的唯一合法仲裁者和維和力量的派出機構，同時鼓勵非盟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尤其是幫助非盟建立非洲常備部隊和非盟快速反應部隊以應對此類危機。再次，中國應該成為溝通非洲國家和傳統大國的橋梁，堅持為非洲國家發聲，反對大國對非洲國家的內政橫加干涉。最後，中國應該加快在非軍事設施的建設，提高危機處理能力。

　　2016年是非洲的多事之秋。南蘇丹和馬利的內戰仍在持續，衣索比亞又爆發出新的民族衝突。與此同時，還有十幾個國家已經開始或即將開始最高領導人的選舉，這些國家能否平穩度過大選年還有待觀察。選舉和民族問題交織下的非洲需要中國實施更加有效的對非戰略，為在非人員和企業提供更好的保護。（范志毅、孫文燁，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實習生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