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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聳起的不銹鋼柵欄，將收銀臺密密實實地封成鐵籠；這不是銀行，也不是當鋪，而是該報昨天獨家報導，真實存在高雄縣梓官鄉的一家小超商。因為被偷火了、搶怕了，老闆索性出此絕招自力救濟。臺灣《中國時報》今日刊載社論說，臺灣的治安好不好？這個出現在地方鄉里基層的荒謬景象，已足以打破官方漂亮的統計數據。
如果說是民眾過度緊張，倒也罷了，該報日前還有另一則獨家新聞：“交通部”失竊了一部公務車，結果官員寧可花三萬元向歹徒贖回失車，還振振有辭地說：“大家都一樣，你是要讓車子解體？還是花小錢解決？”一句話當場就讓警方的宣導完全破功，當局的威信掃地。
面對治安亂象，當小民對公權力失望，連官員自己也對公權力心虛，如此官民同感，這是多大的反諷？
社論指出，每當選舉熱季，治安議題總會成為臺灣朝野爭相提出的重要政見。但“治安不好”又像一道魔咒，喊的人很痛快，聽的人有同感，偏偏喊久了，也麻木了。好像治安不好，理所當然，它只是一種喊喊而已的虛功，從沒有人認真切實的面對、務實執行去改變它。
治安問題千頭萬緒，不勝枚舉。但有一點起碼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治安不可能一下子就變好，但治安卻可能一下子就變壞。治安好壞，首重人民的觀感和切身的體驗，不是靠官方的說理或統計數據來評定。治安要獲致人民的肯定，需要長期的累積與紮根，但相對地卻可能因為一時的犯罪事件，動搖甚至改變人民的信心，這是治安問題最困難也最需要花工夫的宿命。
面對治安問題，臺灣警方最常說的是，犯罪是治安的一環，但治安絕不等於犯罪；因此包括家暴、虐兒、燒炭自殺、黑心食品、性騷擾等社會亂象，常會影響民眾對治安的觀感，若發生重大刑案或政治紛爭時，經由媒體反覆報導，也會影響民眾對治安的滿意度變化。
社論認為，警方說的有對也有不對。對的是，所謂治安，乃是人類在社會生存活動，而公權力應該提供的一種“治理安全”的總體表現。因此當社會不安寧、不安定、不安全時，有些人便會選擇犯罪，而警察只是這種環境病因爆發後的處理末端，所以全怪警察，實在無奈也不公平。
但這種邏輯的相對謬誤是，行政部門是一體的，人民走在路上被搶、鐵門被偷、存款被騙、被暴力討債，他的憤怒與不滿，除了加害的歹徒之外，不會只對警察，更會直衝行政體系。一味把治安問題切割成前端的環境失調與後端的警察效能，就像寓言故事裏的“鋸箭法”，最後就會變成其他行政部門怪警察滅絕犯罪不力，警察又哀怨其他行政部門施政不彰，交互指責兼自憐自艾，結果就是不想相互推諉，也會變成麻木無力。
社論表示，臺灣當局應該嚴肅面對的是，社會不安定，治安自然不好，而不是只消極地認為，因為犯罪增加，治安才會不好。只有厘清因果、正向思惟，才能進一步正本清源，從社會的結構面與大環境的改善，逐步建立人民對治安的信賴。而這次該報所推出的治安專題大型調查報導，無論是專家學者、民意調查、地方基層與受害人都指出，經濟不振、景氣惡化與失業率偏高，是治安敗壞的主因；而從整治問題的邏輯來看，只有先針對絕對性的病因處理，才能進一步配合相對的治安警政措施著手。
在該報這次的調查中，另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對警方各種犯罪查獲、破案的數據解讀。但包括專家學者甚至警方自己人都坦承，近年來數據統計雖大有進步，但在分類、計算、時機等認定上，還是有不少技巧性的空間。事實上，警方必須揚棄傳統上以官方數據訴求民意支援的老方法，惟有真實回應民眾的切身感受才是正途，數據固然可以參考，作為內部管控的工具，但不能引為自保、升遷的唯一法寶，甚至滋生為爭取專案績效不擇手段、乃至只顧大案、不理小案的流弊。
社論最後指出，政治人物難道沒有想過，用嘴巴拼治安真的飆得到選票嗎？而當局願不願意用拼政治的十分之一力氣，好好地從改善大環境上去拼治安？在真拼與假拼之間，再回頭看看高雄縣的鐵籠超商、聽聽“交通部”失車官員氣人的真話，人民真是傻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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