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新華澳報》今日刊載評論員富權的文章指出，蘇貞昌接任民進黨主席之後，在兩岸事務領域上發生了某些可能對民進黨較為有利的變化，蘇貞昌卻未能好好地把握住這些難得的機會，且在兩岸事務上似放“詐雷”。蘇貞昌錯失有利機會顯示他並非是政治家，既沒有遠見也沒有洞察力。
全文摘編如下：
蘇貞昌接任民進黨主席之時，曾“于無聲處響春雷”地放了幾個“炸雷”，其中一個是調整民進黨的大陸政策，在恢復“中國事務部”的同時設立更高層級的“中國事務委員會”，並商請其黨內政敵、但卻是黨內諸“天王”中最了解大陸事務的謝長廷出任“主委”。這既是蘇貞昌要縮小民進黨走向再次執政“最後一哩路”的需要，也是搞好黨內團結，調動各派系及一切積極因素（蔡英文除外）迎戰“2016”的手段。
但在此後，卻是“雷聲大、雨點小”，甚至是連“雷聲”也像進入深冬那樣成為絕響，因而這個“炸雷”也就變成了“詐雷”。這極有可能是由於蘇貞昌與謝長廷在推動黨的大陸政策的方式上，存在著較為尖銳的矛盾，因而對將攸關自己的“2016”之夢是否能圓的大陸政策問題，交由其黨內政敵掌理甚不放心。實際上，據說謝長廷主張就大陸政策進行黨內大辯論，但蘇貞昌卻反對，並擔心倘由謝長廷主持大辯論，將會使其借機掌握黨內政策主導權，反客為主，對自已的黨魁地位造成威脅。實際上，這在民進黨內是有過前例的。1998年民進黨進行“中國政策大辯論”之後，當時的黨主席許信良在黨內的主導地位就逐漸被削弱，陷於邊綠化，反而在大辯論中表現亮眼的陳水扁後來卻受到黨內擁戴，以至於“黨代會”專門為他修訂“公職候選人提名條例”，增訂“陳水扁條款”，使他能解除“四年條款”的束縛，並終能令民進黨實現“政黨輪替”；而許信良卻被迫脫黨參選“總統”，但僅得七萬九千多票，一生英名一夕喪。
當然，蘇貞昌避談兩岸事務，可能也有著其他的原因。包括蘇貞昌目前的戰略意圖是“和陸必先安內”，當務之急是必須鞏固權力，盡可能爭取和團結大多數黨員，而不宜分散精力，去處理目前並不急迫的兩岸關係問題；及在自己尚未知能否獲得連任之前，不願“為他人作嫁衣裳”，讓有可能接任的蔡英文坐享成果。
但是，蘇貞昌刻意要冷凍兩岸政策，並不等於就可“側側膊，唔多覺”。媒體是不會忘記的，《遠見》雜誌就設法專訪了他。面對在臺灣地區享有清譽的《遠見》，蘇貞昌即使心裏多不情願，也得“舍命陪君子”。不過，也不排除蘇貞昌是要借此機會，對他這段時間避而不談兩岸事務進行平衡，以免對自己的“2016大計”造成不良影響。
蘇貞昌在《遠見》的專訪中說，他從來沒去過大陸，大陸這麼大、重要、離臺灣這麼近，“如果沒有預設任何前提，我用黨主席的身份去看看，我覺得很好啊”。他說，去訪問大陸，跟大陸互動，是要多了解大陸，也是要讓大陸了解臺灣，而不是讓大陸老是透過國民黨，窺探部分臺灣。 蘇貞昌還表示，溫家寶說卸任後想來臺灣走走，他當過“行政院長”，溫家寶如果是以“前總理”的身份來，他這“前行政院長”願意陪溫家寶看看臺灣。
按一般常識，作為月刊的《遠見》的出版流程，不同於日報甚至是電視、電臺，應是有一段時間，因而這個對蘇貞昌的專訪，至少也是在出版前一個星期做的。而就在此期間，在兩岸事務領域上發生了某些可能對民進黨較為有利的變化，蘇貞昌卻未能好好地把握住這些難得的機會，反而是在“美牛”案上糾纏不休，以至是忙乎于寫信給昂山素姬等小事之上。
蘇貞昌白白放棄有利機會。這顯示，蘇貞昌並非是政治家，既沒有遠見也沒有洞察力；而且私心甚重，只顧自己權位而不顧其所在政黨的利益。而他在“五都”選舉中不顧黨中央的部署，搶先宣佈參選臺北市長，就已暴露了其私心。這與寧願做墊背者的左派傳統作風，相差太遠了。
但願，蘇貞昌向《遠見》所作的這個談話，是出於他的真心，並能言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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